表12-2 Panel A的Section A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数据显示，|DA_ΔCF|的均值为0.055 9，标准差为0.054 0；FD_DUM的均值为0.053 3，表明样本中5.33%的公司雇用了至少一名境外董事；FD_RATIO均值为0.003 9，表明境外董事占全体董事的比例为0.39%。此外，中国上市公司中有64.92%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这表明国有企业在中国股票市场中占多数。[8]
控制变量方面，平均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为37%，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DUAL）的上市公司占比13.96%，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有8位董事（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R）为35.97%，高管持股比例（MAN_SHR）为2.08%，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占有34.23%的审计市场份额（BIG10），平均审计师任期（TEN_AUD）为5年，有11.98%的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事务所（IND_SPEC），分析师关注（ANALYST）为2.4，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为5.19%，平均销售收入变化（GROWTH）为21.75%，公司规模（SIZE）为26.9亿元，财务杠杆（LEV）为51.07%，ZMIJ指数约为－1.573 4，平均公司再融资金额（ISSUE）达到过去三年总资产的25.77%，11.73%的公司年度报告亏损（LOSS），企业业务、地区和行业分部的数量（LNBGS）为8，t－1年应计总额平均值为0.075 2，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0 031元，9.23%的中国上市公司同时发行A股和B股。
接着，本章全样本被分为有境外董事的公司（FD_DUM＝1）和没有境外董事的公司（FD_DUM＝0）两个子样本，采用t检验来检验两个子样本之间的差异。如表12-2 Panel A的Section B所示，有境外董事的子样本的|DA_ΔCF|均值（0.0494）显著低于（t值＝－2.33）没有境外董事的子样本（0.0544），这为假设12-1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此外，两个子样本之间在治理结构、审计师和分析师关注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表明检验境外董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时，需要控制其他影响因素。
表12-2 Panel A的Section B展示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DA_ΔCF|与FD_DUM显著负相关，表明盈余管理在拥有境外董事的公司中相对较低。此外，|DA_ΔCF|与STATE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较少进行盈余管理。至于控制变量，|DA_ΔCF|与BOARD、IND_SPEC、ROA、ANALYST、LNBGS、SIZE和CROSS显著负相关；与DUAL、INDR、GROWTH、LEV、ZMIJ、LOSS、LAGACCR和GDP_PC显著正相关，这与现有研究的发现一致（Xie et al.，2003；Reichelt，Wang，2010）。以上结果表明当检验境外董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时，应将这些变量包括在回归模型中。此外，Panel B显示，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通常较低[9]，这意味着同时将它们都包含在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10]
表12-2 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www.xing528.com)
续表
注：PanelA中，“***”“**”“*”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PanelB中，10％、5％、1％的临界值分别为0.0153，0.0183，0.0240，＃，＋和*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所有变量的定义参见“附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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