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12-1模型设计的优化

假设12-1预测境外董事可抑制盈余管理。本章建立模型12-1检验假设12-1：

所有变量的详细定义参见“附录12-1”，因变量是|DA_ΔCFi，t|，为可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的绝对值。本章首先测试境外董事是否有助于减轻应计盈余管理。DA_ΔCFi，t即Ball、Shivakumar（2006）提出的考虑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化的可支配应计项目。

模型12-1中的主要解释变量为FD，包括FD_DUM和FD_RATIO。FD_DUM为虚拟变量，当董事会中至少存在一名境外董事时取值为1，否则为0^[7]。FD_RATIO则是董事会中境外董事所占的百分比。在模型12-1中，如果FD的系数（即α1）显著为负，那么假设12-1为经验证据所支持。

为了分离出境外董事对抑制盈余管理的增量影响，本章在模型12-1中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第一，国有企业（SOEs）和非国有企业（non-SOEs）有着不同的监管环境和管理理念，因此它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不尽相同。因此本章在模型12-1中引入变量STATE。STATE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最终控股股东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则等于1，否则等于0（Jiang et al.，2010）。

第二，为了控制海外销售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章将企业的国际化程度OSP纳入模型12-1。OSP等于来自中国大陆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销售收入与总销售收入的比例（Sullivan，1994）。

第三，参考前期文献（Leuz et al.，2003；Bowen et al.，2008；Xie et al.，2003；Warfield et al.，1995），本章引入FIRST、DUAL、INDR、BOARD和MAN_SHR等变量以控制内部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根据Leuz等（2003）的研究，FIRST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Bowen等（2008）观察到盈余管理与CEO、董事长两职兼任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因此本章采用DUAL来表示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根据Xie等（2003）的研究，本章将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规模纳入模型12-1中。INDR是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BOARD则是董事会总人数。Warfield等（1995）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异常应计盈余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为此，本章将MAN_SHR包含在模型12-1中，以管理层持有的股份百分比来度量。

第四，前期研究发现，忠于职守的审计师能够抑制管理层在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的机会主义操纵行为（Becker et al.，1998；Myers et al.，2003；Reichelt，Wang，2010），为此本章引入BIG10、TEN_AUD和IND_SPEC三个变量。BIG10是虚拟变量，当上市公司是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取值为1，否则为0；TEN_AUD是审计师任期；IND_SPEC是虚拟变量，用以表示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如果审计师所在的事务所在特定审计年度内拥有特定行业的专长则取值为1，否则为0。

第五，Yu（2008）发现，一家公司被越多分析师跟踪，其盈余管理水平则越低，因此，本章将变量ANALYST引入模型12-1。ANALYST表示分析师关注，等于（1＋跟踪的分析师数量）的自然对数

第六，参照现有文献（Kothari et al.，2005；Marra et al.，2011；Siregar and Utama，2008），本章还控制了公司层面的财务特征，如总资产收益率、销售收入变化、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ROA为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GROWTH为销售收入变化，SIZE为年末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而LEV则是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第七，根据Geiger and North（2006），本章引入财务困境指数（ZMIJ）以控制财务困境对应计质量的影响。本章还引入了一个虚拟变量LOSS——如果一家公司本年度报告净利润为负则等于1，否则为0。中国上市公司可能利用盈余管理来达到配股的监管门槛（Chen and Yuan，2004；Haw et al.，2005；Teoh et al.，1998），为此本章将公司再融资（ISSUE）引入模型12-1。ISSUE具体指过去三年内发行的债务和权益总额与总资产的比率。与Srinidhi et al.（2011）一致，本章将LNBGS包含在模型中，为企业业务、地区和行业分部的数量之和减去2的自然对数。根据Kim et al.（2003）的研究，本章将LAGACCR引入模型以控制会计应计随时间逆转的效应。此外，本章还控制区域经济条件GDP_PC，即企业所在省份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第八，本章引入虚拟变量CROSS来区分只发行A股的公司和同时发行A股和B股/H股的公司。

第九，本章引入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年度和行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