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董事的财务报告监督

董事会的职能之一是针对公司的重要战略决策向管理者提出建议。现有研究指出，国际化的董事会增强了董事的咨询职能，提高了公司绩效（Masulis et al.，2012）。董事会的另一项职责是监督。根据代理理论，公司董事会在代理框架中的作用是解决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因为董事会是负责监督高管的最高内部控制机制（Fama，Jensen，1983）。董事会可以聘用或者解雇经理人，有权设定高管薪酬。本章认为，国际化的董事会与境外董事加强了董事的监督责任，原因如下：

第一，董事会国籍多元化可以提高决策质量，预防财务违规。North（1990）强调，国家背景可以概念化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这影响人们的态度、信仰、教育和信息处理行为。Makhija，Stewart（2002）发现，自由市场经济（如美国）和中央计划经济（如1992年的捷克共和国）的管理者对风险的看法不同。Tsui、Windsor（2001）发现，来自澳大利亚的审计师的道德伦理得分高于来自中国的审计师。有一则新闻用一个有趣的比喻描述了青岛啤酒（股票代码：SH 600600）的中国董事和境外董事的不同思维方式：“境外董事处事方式就像西医那样，强调逻辑和数据充分的证据，而中国董事处事方式则像中医那样强调综合治疗。”^[4]经验和观点的差异可能激发对重要问题的不同考虑（Tröster，van Knippenberg，2012）。另一个案例可能反映出中国和境外董事对决策的不同态度。华菱钢铁（股票代码：000932）有6名境外董事和9名中国董事，2011年，6名境外董事中有5名反对资产重组方案，但所有“赞成”票均来自中国董事^[5]。探究本案中孰对孰错固然重要，但境外董事在一些关键决策上确实与当地董事有不同意见。此外，多元化的群体拥有更高的认知技能，可以降低群体思考的风险（Kim，Rasheed，2014；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2010）。因此，如果能够广泛地听取意见，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将更加有效。

第二，董事会全球化提高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为公司活动提供了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前期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行为呈负相关（Bowen et al.，2008；Klein，2002；Xie et al.，2003）。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和CEO之间的友谊降低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Rose et al.，2014），从而对董事会的监督质量产生负面影响（Bruynseels，Cardinaels，2014）。

第三，来自劳动力市场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地区）的境外董事具有监督财务报告的能力。境外董事有更多的职业顾虑和声誉考量，这使得他们对错报的容忍度更低。此外，财务报告监督需要专业的会计知识。Kim等（2014）指出，财务报告监督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是高技术含量的。我国上市公司对会计专业知识有着广泛需求，而境外董事是非常受欢迎的。总的来说，境外董事有能力抑制盈余操纵，减少盈余管理。(www.xing528.com)

第四，前期研究从投资者监督角度为本章观点提供了支持。Schmid、Dauth（2014）发现，投资者更看好宣布聘用境外高管的消息，认为这是公司愿意“引进”更好的公司治理标准的信号。Masulis等（2012）指出，境外董事到公司总部的地理距离会产生大量的监督成本，并使监督效率降低，因为距离过远会使得现场参与和出席董事会会议变得不方便，即使在高科技的帮助下，境外董事在不同时区参加网络或视频会议也很麻烦。因此，董事到公司总部的地理距离增加了董事获取信息的经济成本（Alam et al.，2014）。然而上述障碍在我国上市公司并不严重，因为境外董事最大的三个来源地分别是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香港和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属于一个时区，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早1小时。地理距离较短的境外人士作为潜在董事会成员更具有吸引力（Van Veen et al.，2014），因为时区差异以及旅途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些研究改变了学者对“董事会距离产生负面影响”的理解。Adams、Ferreira（2007）指出，管理当局会控制他们想与董事会沟通的信息，不喜欢董事会干预他们的工作，因为这可能动摇他们的权威。因此，董事会不应对管理层进行过于严格的监督（Song，Thakor，2006），这样管理层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反过来又会增强管理人员与董事会分享信息的动机。总的来说，境外董事不能经常在现场监督高管，但他们在获取高精度信息方面并不逊色。

综上所述，本章预测境外董事增强了董事会的决策能力，提高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因此，国际化的董事会在监督管理者和抑制抑制盈余管理方面发挥了更好的作用。因此，本章提出假设12-1：

假设12-1：限定其他条件，境外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