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拓展了以往商帮文化(精神)与商业伦理关系,检验了商帮文化对委托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的调节作用。本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商帮文化变量研究发现,商帮文化与委托代理成本(费用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该负相关关系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省份有所减弱。
附录11-1 变量定义
续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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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宗教影响方面,以往文献研究了宗教或宗教信仰对商业伦理的影响,如道德行为、企业环境责任、企业慈善捐赠、紧急救助、企业违规及盈余管理(如Conroy,Emerson,2004;Du,2013,2014a;Du et al.,2014;Dyreng et al.,2012;Longenecker et al.,2004;McGuire et al.,2012;Weaver,Agle,2002等)。
[2]就经济实力、经营范围、资本数量以及天赋而言,徽商(安徽商帮)是我国古代最成功的商帮之一。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经营中崇尚诚信与道德。粤商(广东商帮)主要经营的是调料、羊毛以及茶叶和丝织品的出口贸易。1842年鸦片战争后,粤商成功向现代商业模式转型,并且开拓了香港及东南亚的市场,他们以好风险、勇敢、务实及聪明等特点出名。闽商(福建商帮)则常在沿海地带建立据点,以保障货物的囤积,因此闽商经营着大量国内外贸易。闽商是封建末期最有影响力的商帮之一。更多有关我国古代商帮的信息请参考Zhang(2011)。
[3]现有的有关宗教、儒家文化与管理的文献能为该论点提供直接的证据(Du,2014a,2014b,2014c;El Ghoul,2013;Marquis et al.,2007)。这一领域的文献已发现社会规范及社会氛围对个人和公司决策的影响。
[4]此外,本章还分别采用方差膨胀因子以及条件数与特征分析法检验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未列表的结果显示,最大条件数(或最大截距调整条件数)远小于10,表明在该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Belsley,1991;Belsley et al.,1980)。
[5]本章参照Du(2013)进行了两项附加检验,为简洁起见,未在此处列示结果:首先,图11-1显示10大著名商帮在中国大陆的分布并不平均,因此本章使用以下两个筛选样本重新对模型11-1和模型11-2进行检验:(1)剔除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公司;(2)剔除没有商帮的省份、直辖市及自治区。结果与表11-4和表11-5基本一致,再一次印证了假设11-1和假设11-2。其次,如图11-1所示,10个著名商帮中有5个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因此,本章对商帮与人均GDP(城市化的替代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著名商帮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上述两点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支持了商帮文化与不道德管理行为间的因果关系。
[6]前期文献(Bebchuk et al.,2002;Core et al.,2008;Du,2013)发现,兼任CEO和董事长会增加其管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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