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勤款待可能导致熟悉效应(familiarity effect)与贿赂效应(bribe effect)。图8-1展示了两种效应的影响渠道。接下来,本章将进一步分析这两种效应。
首先,客户与审计师可能通过殷勤款待而相互熟悉(见图8-1之①)。Strohm(2006)强调,审计师接受来自客户、董事或高管的殷勤款待将对审计带来熟悉性的威胁,除非殷勤款待的价值微不足道。相互熟悉可能造成审计师故意或非故意的审计偏差(Moore et al.,2003;Bazerman et al.,2002;Antle et al.,2006)。事实上,审计师与客户“关系密切”会给审计过程带来审计师自身也很难察觉的偏差(Moore et al.,2003)。相比于熟人,人们更倾向于伤害陌生人;类似地,审计师不太可能对提供殷勤款待的客户过于苛刻。所以,在“保持职业怀疑而伤害客户的潜在利益”和“认可可疑的会计数字而伤害素未谋面的投资者”之间权衡时,审计师往往向后者倾斜(Bazerman et al.,2002),从而造成审计偏差;并且这种偏差会随着与客户关系的加深而越来越大。相比于金钱激励,审计师和客户之间的社会关系对审计独立性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图8-1 殷勤款待与审计偏差的关系图(www.xing528.com)
其次,Steidlmeier(1997)指出,当以牺牲合法性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为代价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被激励时,礼品或殷勤款待可能导致类似于贿赂的经济后果(见图8-1之②)。具体而言,殷勤款待将导致审计师的蓄意偏差和贿赂效应。蓄意偏差,作为贿赂的一种表现形式,通常伴随着审计师、客户之间的经济绑定关系(Antle et al.,2006)。前期文献研究了基于审计收费的贿赂是否影响超额应计利润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Frankel et al.,2002;Ashbaugh et al.,2003)。简言之,当前文献主要关注了基于非审计业务获取审计师优待的潜在假设。然而在中国审计市场中,非审计业务并不普遍,因此,无法从前期研究成果中直接获取证据。
Moore等(2003)指出,客户可以简单地通过提供殷勤款待来贿赂审计师,但这一现象尚未被当前学者重视。作为支持性证据,Antle、Gitenstein(2000)发现,通过非审计服务贿赂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人员的效果往往不佳。Warin等(2010)认为,关系往往代表一种有形的腐败风险。关系在中国是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的代名词(Yeung,Tung,1996),在“提供-接受”便利以及“回馈”式或“回报”式的互惠过程中,得以强化或维系(Yau et al.,2000)。类似地,客户可通过提供殷勤款待来贿赂审计师。
总之,学者们难以在实证方面区分殷勤款待的熟悉效应和贿赂效应,但二者均可能损害审计的独立性。
最后,审计师和客户也可以通过审计费用和非审计服务建立经济绑定关系(见图8-1之③)(Antle et al.,2006;Frankel et al.,2002;Ashbaugh et al.,2003;Chung,Kallapur,2001),进而诱发客户对审计师进行贿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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