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黏性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下，人们往往非常重视人情、关系，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自然也不例外。本章以2001—2014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董事长、CEO之间的姓氏关联如何影响公司费用黏性。实证结果显示：（1）董事长、CEO之间存在姓氏关联的国有上市公司费用黏性显著更低；（2）姓氏关联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外部制度环境较差（非交叉上市或者所在地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国有上市公司的作用更加明显，这意味着，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降低费用黏性方面是相互替代的。本章通过改用CEO与除CEO以外的董事会成员间的姓氏关联、剔除聘请海外董事长或者CEO的观测值、剔除交易状态异常的观测值、控制董事长和CEO之间县级同乡关系等方法进行多项敏感性测试，也得到类似结论。对于实证结果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章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加以检验，发现结果不变。

本章的政策效应可能在于：（1）费用黏性本质上而言是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反映。为了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费用黏性，有关监管部门应当提高对公司内部高管之间姓氏关联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资本等非正式治理因素的重视，将其作为股权结构等正式治理因素的补充。相关结论对各级政府或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选派国有企业的董事长、CEO也具有一定启示。（2）本章研究揭示，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交叉上市、所在地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国有上市公司不存在费用黏性。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不成熟，外部监管环境相对薄弱，为此监管机构只有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与提高信息披露标准，才能富有成效地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矛盾与冲突。

附录6-1　变量定义

【注释】

[1]社会资本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概念，Krishna（2001）曾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两类，前者更多地指代基于制度而产生的相互信任，而后者往往是依托关系而形成的互惠性规范。翟学伟（2009）指出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互惠性的规范，和社会资本有一定的一致性。本章则认为它们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具体而言，个体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并不是说在这种关系刚刚建立的时候，人们便能够做到互惠和回报。实际上，社会关系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让陌生的个体得以不断沟通和联系，进而逐步增强信任并形成互惠性的规范，也就是社会资本。反过来，社会资本的不断累积又会使得社会关系更加巩固。以血缘关系为例，从婴儿出生的那一刻起，子女就和父母建立起血缘关系，血缘关系的存在促使他们生活在一起，正是日积月累的相处促进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也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2]本章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调节变量的原因在于：（1）Jiang等（2010）、孙光国等（2015）指出，所有权集中及大股东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典型特征；（2）本章研究样本为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的问题更加明显。此外，本章在进一步测试中将针对宗族关系与正式制度安排的其余方面（审计师类型、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进行检验。(www.xing528.com)

[3]2001—2014年我国各年度GDP增长率的平均值大约为9.8%，与GDP_PRO的平均值15.0%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在于计算方法不同：前者先将各个省的GDP加总再计算整体的增长率，后者先计算各个省的增长率再求其平均数。当某个省的GDP总量较小、增长率较高时，上述两种计算方法的结果就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4]出于方便理解的原因，本小节计算销售和管理费用变动幅度时假定S_D、GROWTH、log（EI）、log（AI）取值为0。

[5]本章也按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组检验，分组回归结果同样支持假设6-2。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组，log（SALE_R）×D、log（SALE_R）×D×SUR_CC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组，log（SALE_R）×D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t＝－2.04），log（SALE_R）×D×SUR_CC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t＝2.86）。限于篇幅，本章未列出详细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6]考虑到董事长和CEO同姓且同乡的情况下两者关系可能更加亲密，本章进一步根据董事长和CEO是否存在县级同乡关系进行分组测试。分组回归结果显示，log（SALE_R）×D×SUR_CC的回归系数在同乡关系组显著为正（t＝1.95），在非同乡关系组不显著，与理论预期相一致。限于篇幅，本章未列出详细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