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分布频率反映血缘关系，与财务重述和监督有关的研究

宗族观念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乡土社会中人们聚族而居的特征到现在依然普遍存在，具体表现在各个村庄都存在一个或者若干个大姓，这些姓氏的人口数往往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郭云南，姚洋，2013；周群里，丁骋骋，2013）。姓氏就像是宗族的图腾，不同于印度通过种姓产生网络、美国基于俱乐部形成网络，我国社会网络的构建往往以姓氏为纽带，人们的活动自然也围绕以姓氏为基础的宗族而展开。例如，王铭铭（1997）通过实地走访发现，福建省的农村家庭对于其所属宗族举办的祭祀活动表现得十分积极，并且愿意和同一宗族的其他家庭分享其所拥有的大型生产农具；郭云南和姚洋（2013）则指出，宗族成员在交往过程中，碰到喜庆的时节（诸如儿女婚嫁、乔迁新居等等）时常常会赠送礼物、往来礼金，形成通常所说的“人情”，借以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宗族成员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现代化城市中，由于人口流动性较高，也不像村庄中同宗族成员需要在农业生产中互帮互助，宗族关系远不如血缘关系那么紧密。然而，受宗族观念的影响，现代化城市的居民同样认为姓氏相同的两个人“五百年前是一家”。虽然他们较难追溯到明确的、共同的祖先，但是杜若甫和袁义达（1993）的研究指出姓氏分布频率确实可以反映出人群之间血缘的远近，为相同姓氏的两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提供了佐证。Du（2019b）研究发现，审计师和CEO姓氏相同时，审计师更可能与CEO合谋，放任CEO针对财务报表进行的利润操纵，具体表现为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提高。这一研究发现意味着，姓氏关联虽然看似比较微弱，但却足以拉近个体（CEO与审计师）的个人关系，进而影响代理人的经济行为。因此，当董事长和CEO姓氏相同时，他们很可能会通过姓氏的纽带产生天然的亲近感或者身份认同感，进而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相互吸引并且逐渐形成互惠性的规范，即社会资本^[1]。

已有大量文献证实社会资本通过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缓解代理冲突（戴亦一，等，2014；潘越，等，2009；Guiso et al.，2008）。戴亦一等（2014）认为，社会资本会减轻私募股权基金（PE）投资者与管理者，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者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不信任而引发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某一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当地私募股权基金能够融得的资金越多，同时私募股权基金对当地创业企业的投资金额也越多。Guiso等（2008）则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投资者预期他们被公司管理层蒙蔽或欺骗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投资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意愿更强烈。此外，潘越等（2009）指出，对外投资意味着委托他人代为打理财物，代理冲突导致代理人很可能监守自盗，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缓解代理冲突，提高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比例。类似地，董事长和CEO之间依托姓氏关联而形成的社会资本，也应当能够约束CEO建造“个人帝国”的机会主义行为。

除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潜在的利益冲突之外，公司管理层拥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也被认为是代理问题的关键所在。已有文献普遍认为，外部审计通过审计鉴证程序，可以有效缓解缔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Watts，Zimmerman，1983）。梁上坤等（2015）的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姓氏关联通过引发董事长和CEO之间频繁的沟通和交往，同样可以帮助董事长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减少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代理冲突。不可否认的是，姓氏关联也可能导致董事长和CEO的合谋。已有学者指出社会关系的存在会损害监督方的独立性，不利于监督职能的发挥。例如，Guan等（2016）发现关键高管（董事长、CEO或CFO）和审计师之间的校友关系与审计质量呈负相关，具体表现为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下降、可操纵性应计盈余提高；Du（2019a）关注CEO和审计师之间的方言一致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也得出类似结论。基于上述逻辑，姓氏关联反而会削弱董事长对CEO的监督，加剧代理问题。不难看出，从董事长的角度出发，姓氏关联会对代理成本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此时姓氏关联能够促进CEO对董事长的“承诺”就显得尤为关键。戴亦一等（2016）也认为董事长和CEO的方言一致性之所以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关键就在于敦促CEO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提高他对董事长的忠诚度，而不是增强了董事长的监督作用。总体而言，董事长与CEO之间的姓氏关联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可以降低费用黏性。基于此，提出假设6-1：

假设6-1：限定其他条件不变，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和CEO之间存在姓氏关联时，费用黏性较低。(www.xing528.com)

虽然董事长与CEO之间的姓氏关联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降低费用黏性，但不可否认一些正式制度（如股权结构、审计师类型、外部制度环境等）也会影响代理成本。如果正式制度很好地控制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那么姓氏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安排发挥的余地将相对较小。相反的情况下，姓氏关联则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上述逻辑，本章从股权结构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他们的自身利益和公司价值将更加趋于一致、因此第一大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机也就更强（Shleifer，Vishny，1986）。Bennedsen，Wolfenzon（2000）的研究也表明，公司的大股东能够对管理层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督。实际上，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动，他们对管理层的监督力度、公司中存在的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依照上述逻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相对较高，此时董事长与CEO之间的姓氏关联可能会起到相对更大的作用，表现为对费用黏性更强的降低。基于此，提出假设6-2。

假设6-2：限定其他条件不变，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董事长与CEO之间的姓氏关联对费用黏性的降低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