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这里采用的是Fukuyama（2001）所给出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Fukuyama认为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应当与诚实守信、恪尽职责和互惠互利等传统美德紧密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合作。这些规范仅适用于特定的群体内部，例如宗教团体内复杂而精巧的教条、乡村邻里间普遍遵守的乡规民约、约束家族成员言行举止的家训家规等。缩小至两个人的范围，社会资本可以被认为是他们共同遵循的互惠性的规范。所谓互惠性的规范，指的是缔结契约的双方都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其中一方有恩于另一方，另一方就有责任在其他方面进行补偿或者回报；反过来也是如此。只有当互惠性的规范成为一种共识时，群体成员才有可能为他人的利益做出牺牲，因为他预期群体内的其他成员也将做出类似的牺牲，相信自己的付出迟早会得到回报（Putnam，1999）。
具体而言，如何形成这样一种规范（或者社会资本）呢？关键在于沟通和交往。陈健民和邱海雄（1999）认为，沟通可以使得个体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他个体的想法、特定的情况下将会做出的选择，增强个体之间的信任。除此之外，沟通的过程还能够催生出朋友之间的情义、团体身份的认同等，从而避免相互出卖。“囚徒困境”中，如果双方有机会进行沟通，或许就能够避免“一次性博弈”中的机会主义行为。Putnam（1999）在比较意大利南部和北部政府绩效差异的过程中，引入了社会资本的分析范畴。他认为，工会、教堂以及社区团体等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提供沟通的媒介、交往的契机，因而在社会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邹宇春等（2012）则指出，中国人基于血缘的远近来划分关系的亲疏并依此确定圈内、圈外人员而形成的“差序格局”，同样离不开个体对他人的熟悉、了解程度。(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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