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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理论与IPO公司审计质量的关联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分析CEO与审计师的合谋与签字审计师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论证加强CADS与可操纵性应计之间的正向(负向)关联。群内偏袒又会导致CEO和签字审计师间的合谋,从而引发更大的可操纵性应计,并损害IPO公司的审计质量。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以及上述讨论,本章提出假设4-1:假设4-1:限定其他条件,CADS与IPO公司审计质量呈负相关。

社会认同理论与IPO公司审计质量的关联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过程包括归类(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比较(comparison)三个阶段(Tajfel,1970;Tafel,Turner,1979)。“归类”是指一个人将自己归类到一个特定的群体(社区)中;“认同”表示一个人认为他(她)拥有一个群体的共同特征;“比较”是指一个人认同一个群体的当前状态(如社会地位和声誉)(Tafel,Turner,1979)。社会认同理论中的核心论点已被后续研究证实(Greene,2004;Reid,1987;Yukio et al.,2005)。在社会认同理论中,文化认同是重要内容,其基础是方言认同(Jacobs,1979,1982;Tafel,Turner,1979)。因此,相同(相似)的文化和方言促使内部群体的形成(Brewer,1979;Hogg,Turner,1987)。

Ashforth、Mael(1989)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当两个或多个身份相互冲突时,拥有多个身份的个体可能不得不做出权衡。具体到与CEO有相同方言的签字审计师,他(她)至少有两种身份会导致潜在的角色冲突:外部监督角色和方言关系的一方。外部监督角色要求签字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保持思想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但方言关系可能导致签字审计师在不违背形式独立性的情况下而违背实质的审计师独立性[3]。在中国审计市场中,当签字审计师不得不在上述两种身份之间进行权衡时,更可能是方言关系中的角色支配和战胜外部监督角色,原因是:(1)中国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审计费用压力使审计师产生不道德行为,且审计师的独立性受损(Choi,Wong,2007;Ettredge et al.,2013);(2)“不完善的正式制度与弱的法律执行力”使法律诉讼风险较低(Du et al.,2015)。因此,当签字审计师在方言关系中的角色主导其外部监督角色时,共同的方言导致审计师将之和CEO进行分类和认同,导致CEO和签字审计师整合为一个群体。

在社会认同理论和后续研究中,群内偏袒(群外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并在群体性活动中表现出来(Ahmed,2007)。因此,当客户公司的CEO和签字审计师被归类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后,社会认同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群内偏袒”(ingroup favoritism)导致签字审计师对CEO给予优待,进而延伸到CEO所服务的客户公司。因此,签字审计师可能会出具有利的审计意见,并允许客户公司进行更大程度的盈余管理,避免亏损和超越标准的行为,这最终会损害审计质量[4]

中国IPO市场中,IPO申请者只有在收到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上市批准,因此,CADS产生的内部偏袒空间主要集中在更大的可操纵性应计上。更大(向上)的可操纵性应计提高了拟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和每股收益(EPS)——这与较高的发行价相关,并最终导致IPO申请者得以貌似合理地筹集过多资金(超募资金)。显然,基于互惠和内部偏袒,与CEO有相同方言的签字审计师获得了从IPO前到IPO后数年的审计业务。

分析CEO与审计师的合谋(源于共同方言)与签字审计师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论证加强CADS与可操纵性应计(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负向)关联。根据内部偏袒和互惠原则,签字审计师作为方言关系的一方,容易从以CEO为方言关系的另一方的客户公司收取超额审计费用。对签字审计师的好处可以看作是对默许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的补偿。[5](www.xing528.com)

此外,中国高度竞争的审计市场导致签字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对当地公司存在经济依赖(Guan et al.,2016)。因此,签字审计师必然受到来自当地政府官员的强大压力与政治影响(Chan et al.,2006),这些官员有动机推动更多的公司进行IPO,以增加自己被提拔的可能(Li,Zhou,2005)。因此,如果基于CADS的共谋能促进当地公司的IPO,那么通过地方政府的渠道获得更多的客户和更高的IPO市场份额(作为互惠)将成为签字审计师的另一好处。[6]至于签字审计师与CEO方言关联方面的成本,则体现为声誉损失、诉讼损失和审计失败导致的审计市场份额下降(He et al.,2016)。然而,因正式制度不完善,法律执行效率较低,投资者保护不强,审计师道德意识薄弱(Allen et al.,2005;Du,Lai,2015;Dunfee,Warren,2001;Guan et al.,2016),声誉和诉讼影响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He et al.,2016)。

因此,基于中国情境,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和权衡之后,CEO与审计师的合谋很可能由CADS产生,因为与巨大的利益相比,合谋的代价并不是很高昂。

简言之,建立在CADS基础上的派生关系滋生了群内偏袒。群内偏袒又会导致CEO和签字审计师间的合谋,从而引发更大的可操纵性应计,并损害IPO公司的审计质量。此外,签字审计师与CEO的方言关联会使其权衡得失。考虑到中国竞争激烈的审计市场以及维持审计师声誉的薄弱激励机制,收益更有可能远远超过成本(Du,Lai,2015;Wang et al.,2018;Xin,Pearce,1996),因此,CEO与审计师基于方言关联的合谋很容易实现。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以及上述讨论,本章提出假设4-1:

假设4-1:限定其他条件,CADS与IPO公司审计质量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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