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的内生性探讨

本章研究与Du（2015）及以往宗教相关研究（Choi et al.，2012；Du，2013，2014；El Ghoul et al.，2013；Loughran，2007）相似，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强烈依赖于公司的注册地址和儒家文化中心的位置。在这方面，虽然公司的选址决策更可能主要受到劳动力成本、税收和运输的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企业有在儒家氛围浓厚的和平稳定地区开展业务的倾向（Loughran，Schultz，2005；John et al.，2011；El Ghoul et al.，2013；Du，2013，2014）。因此，本章将进一步检验在控制了儒家文化和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间的潜在内生性后，儒家文化对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的影响是否仍然存在。

借鉴以往研究（Du，2013，2015，2014；Loughran，Schultz，2005；John et al.，2011；El Ghoul et al.，2013），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控制儒家文化和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间的潜在内生性。要使用2SLS，首先必须为第一阶段回归找到一组工具变量，本章选择了7个变量，分别是TRANS_HT、UNV、SALE_PRO、ASSCO、GOV、LAW和BUD。TRANS_HT表示公司所在省的交通状况，以该省高速公路和铁路总里程的自然对数来衡量（Du，2015）。UNV表示公司所在省文化氛围和教育水平，等于省内大学的数量（Du，2015）。儒家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对我国的公司行为、行业协会和公司间的关系、公司和政府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Du，2015）。因此，本章选择SALE_PRO、ASSCO、GOV和LAW 4个工具变量加入第一阶段回归。SALE_PRO表示企业所在省的销售收入总额，ASSCO为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关系的省级指标，GOV为政府干预企业运营的省级指标，LAW借鉴樊钢等（2011）的法律环境指标，用以表示地区中介机构发展情况和法律执行情况。我国宗教与儒家文化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章也将宗教变量（BUD）作为工具变量之一。BUD等于公司注册地址周围300千米半径内的全国著名佛教寺院的数量（Du，2013，2014）。

在确定了与Du（2015）的研究类似的工具变量之后，本章参照Sargan（1958）、Basmann（1960）和Wooldridge（1995）的研究进行了过度识别检验，以检验选定的工具变量的适当性。表3-9的Panel A显示所有的χ2值都是不显著的，表明上述7个工具变量都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因此作为工具变量是比较适合的。

表3-9的Panel B中Section A的（1）～（7）列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因变量是CONF_N（N＝1，2，3，4，5，6，7），UNV、GOV和BUD的系数分别显著为正，TRANS_HT、SALE_PRO、ASSCO和LAW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回归结果与前期研究和理论预测一致。

表3-9的Panel B中Section B的（8）～（14）列CONF_N*（CONF_N的拟合值，N＝1，2，3，4，5，6，7）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支持了假设3-1。此外，CONF_N*系数的估计值比表3-3的估计值显著大，表明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后，儒家文化会对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产生更强的负面影响。

表3-9　使用2SLS回归控制内生性的回归结果(www.xing528.com)

续表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所有变量定义见“附录3-1”。

表3-9的Panel B中Section C的（15）～（21）列为假设3-2的检验结果。（15）～（21）列中CONF_N*（N＝1，2，3，4，5，6，7）和GDP_PC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与假设3-1和前文的发现一致。更重要的是，（15）～（21）列中CONF_N*×GDP_PC系数全部显著为正，再次为假设3-2提供了支持。

总体而言，正如表3-9所示，控制内生性后的敏感性测试结果与表3-3和表3-4在统计意义上是一致的，支持了儒家文化与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的假设，也进一步确认了人均GDP对儒家文化和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间负相关关系的削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