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3-1的回归结果解析与优化

假设3-1预测儒家文化与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呈负相关。表3-3报告了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BGD_RATIO）、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CONF_N）和其他变量的OLS回归结果。

表3-3的（1）～（7）列CONF_N（N＝1，2，3，4，5，6，7）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了假设3-1。上述结果表明，儒家文化降低了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与前文预测一致，即儒家文化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今社会女性地位和就业。儒家文化导致我国企业女性董事比例较低，降低了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此外，这些系数表明CONF1、CONF2、CONF3、CONF4、CONF5、CONF6和CONF7分别增加一个标准差，董事会中的女性比例分别平均降低4.76%、4.02%、4.01%、4.00%、4.05%、4.12%和4.40%，表明这些系数不仅统计显著，而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www.xing528.com)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1）表3-3的所有列中GDP_PC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所在的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越高，即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越高。此外，GDP_PC的系数表明，GDP_PC变动1个标准差，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BGD_RATIO）平均降低7.31%，即经济发展水平（GDP_PC）对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BGD_RATIO）的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显著的。（2）表3-3的所有列DUAL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权力越大的CEO倾向于聘请越多的女性董事，因此企业的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更高。（3）表3-3的所有列NON_DI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非执行董事人数越高的企业，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越低。（4）表3-3的所有列STAT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女性董事比例更低。这个结果表明由于最终控制人性质的不同，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该结果与Du（2015）的研究一致。（5）所有列的GENDER_IND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所在行业女性职员比例越高，企业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越低。（6）表3-3的所有列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越低。（7）表3-3的各列LEV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务杠杆越高的企业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越低。（8）表3-3的（1）～（7）列MKT_RE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市场加权的股票收益率与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9）表3-3的（1）～（7）列VOT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标准化的股票日收益波动率与董事会性别多样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