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研究与优化

以往儒家文化研究（Gilgen，Cho，1979；Redfern，2004；Han et al.，2005）多采用问卷调查法。Cavana等（2001）指出，虽然调查问卷的数据能提供一些有效观点和见解，但很难避免受访者的实际思想和受调查过程中所宣称观点存在不一致性的情况。此外，Du（2014a）指出，研究人员很难确定高管（CEO、董事会主席等）是否将儒家文化作为其伦理哲学。因此，参考Du（2014a），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计算式如下：

在公式3-1中，DISN是企业距离最近的N（N＝1，2，3，4，5，6，7）个儒家文化中心的平均距离，max_DISN和min_DISN分别是同一年度所有企业的DISN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据Du（2015，2014；http：//zh.wikipedia.org/wiki/）的研究，在中国有7个儒家文化中心，分别是鲁（山东省曲阜）、洛（河南省洛阳）、蜀（四川省成都）、闽（福建省三明和龙岩）、泰州（江苏省东台）、浙东（浙江省东部，如宁波和绍兴）以及临川（江西省临川）。

此外，企业和儒家文化中心的距离DIS的测量，参考过往研究（Rising 2000；Du，2015），具体如下：

在公式3-2中，ARC是一家上市公司与一个儒家文化中心的弧长，φ是基于公司注册地和儒家文化中心地址的经纬度求得的中心角。(www.xing528.com)

基于7个儒家文化中心度量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可以从前期研究中得到支持。首先，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的理论基础是Du（2015）的研究——采用类似的方法和程序计算了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然后研究儒家文化对小股东利益侵占的影响。其次，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可以从El Ghoul等（2013）的研究得到支持。El Ghoul等（2013）采用企业与6个金融中心（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纽约、费城和旧金山）之间的距离度量监管强度，然后检验监管强度对企业股权定价的影响。本章的度量方法与El Ghoul等（2013）的方法有类似之处。第三，Du等（2015）亦采用公司与三个监管中心（北京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距离来度量监管强度。第四，DeFond等（2011）、Kedia等（2011）计算了公司与最近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全国性办事处和5个地区办事处，包括华盛顿特区、纽约市、迈阿密、芝加哥、丹佛和洛杉矶）之间的地理距离，并检验了其对盈余质量、会计及审计操纵的影响。上述文献可以为基于中国7个儒家文化中心计算的儒家文化变量提供直接且重要的支持。尽管如此，本章仍然根据公司与最近的N（N＝1，2，3，…，51）个著名孔庙之间的地理距离来构造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的替代变量，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与调查数据相比，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有两个优点。第一，基于地理位置的儒家文化变量是客观，而且是可复制的，为问卷调查方法提供了重要的补充。第二，本章中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变量是公司层面的，因此可以避免县/地区/国家层面的儒家文化变量数据产生的截面自相关的问题。基于地理位置度量儒家文化变量的方法可以从过往儒家文化、宗教、管理学、财务学、会计学和审计学的相关文献（Choi et al.，2012；Du，2013，2015，2014；El Ghoul et al.，2013；Loughran and Schultz，2005；John et al.，2011）中获得支持，因此基于公司地址和最近的N个儒家文化中心的地理距离衡量儒家文化是一种合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