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国际数据或特定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现有文献以人均GDP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发现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男女比例（Jayachandran，2014；Shi et al.，2014；Greenwood et al.，2005；Ramey，2009）。现有文献指出，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Fan et al.，2011；Du，2013）。基于假设3-1以人均GDP对性别平等的积极影响，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人均GDP是否会削弱儒家文化与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之间的负关系？为此，本章借鉴Williamson（2000）的框架讨论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Williamson（2000）的框架中，第一层次是包括宗教、习俗、社会规范以及文化因素的非正式制度。儒家思想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和伦理体系，因此作为一种文化因素的儒家思想应处于Williamson框架中的第一层次。Williamson框架的第三层次是交易、合约和治理结构，第四层次是资源配置（如工资、劳动力数量和激励等），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均GDP应该处于Williamson框架的第三或第四层次。在Williamson的框架中，较高层次的因素决定较低层次的因素。
Shi等（2014）发现，1978—2008年间文化因素（基督教和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间具有因果关系，表明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Du（2013）研究发现在降低代理成本方面，宗教与外部监督机制（如市场化）之间存在替代效应。Shi等（2014）和Du（2013）为Williamson的框架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事实上，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上（Adair-Toteff，2014）。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思想，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背道而驰（Adair-Toteff，2014）。Petrakis（2014）和Walter（2014）认为，儒家文化不可能孕育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www.xing528.com)
其次，根据Williamson（2000）的观点，第一层次因素总是事前且自发建立的，因此能在几千年中保持极其稳定的状态。较低层级的因素通常是事后的，且变化相对较快。因此人均GDP更有可能削弱而不是强化儒家文化对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的负面影响。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假设3-2：
假设3-2：限定其他条件，人均GDP削弱了儒家文化与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