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2-2的多元回归结果的优化方案

表2-5列示了假设2-2的检验结果。假设2-2预测最终控制人性质调节了儒家文化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的负向关系。表2-5的（1）～（7）列显示，CONF1、CONF2、CONF3、CONF4、CONF5、CONF6、CONF7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了假设2-1。STATE的系数显著为负，与表2-4的结果一致，说明最终控制人性质对大股东资金占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2-5中，CONF1×STATE、CONF2×STATE、CONF3×STATE、CONF4×STATE、CONF5×STATE、CONF6×STATE、CONF7×STATE的系数在5%或1%水平上显著为正，因而假设2-2得到了支持^[13]。CONF_N×STAT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最终控制人性质调节了儒家文化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的负向关系，即儒家文化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变弱。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CONF_N）（N＝1，2，3，4，5，6，7）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抑制作用比非国有企业中分别低88.59%、85.12%、81.97%、80.16%、79.46%、79.51%、79.95%。显然，上述结果具有经济意义上的重要性。

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表2-4基本一致。即MAN_SHR、BOARD、BIG4、LISTAUD、ANALYST、SIZE、ROS与MSE呈负相关，DTE与MSE呈正相关。

表2-4　儒家文化与大股东资金占用（MSE）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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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t值经过公司与年度的双重聚类调整（Petersen，2009）；所有变量的定义见“附录2-1”。

表2-5　儒家文化、最终控制人性质与大股东资金占用（MSE）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双尾）；t值经过公司与年度的双重聚类调整（Petersen，2009）；所有的变量的定义见“附录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