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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近邻性对儒家文化变量的合理度量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者很难获得足够多的有关董事长、CEO或控股股东是否将儒家文化当作其伦理哲学的数据,因此本章基于地理近邻性来度量儒家文化变量。在这方面,通过实地访问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的儒家文化数据可能是不准确的。根据前述,本章根据公司和儒家文化中心的地理近邻性或地理距离来构建儒家文化变量是恰当的,至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儒家文化源于中国,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图2-1描绘了7个儒家文化中心的分布。

地理近邻性对儒家文化变量的合理度量

理论上,研究儒家文化对公司的影响应该调查董事长、CEO或控股股东是否将儒家文化当作其伦理哲学。然而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者很难获得足够多的有关董事长、CEO或控股股东是否将儒家文化当作其伦理哲学的数据,因此本章基于地理近邻性来度量儒家文化变量。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人们或多或少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文化已经深深印在人们心中,所以调查对象很难准确地回答自身是否选择儒家文化作为其伦理哲学。因此,通过实地访问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很难获得相关数据。

历史上,儒家思想、佛教道教总是相互交织的。国有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相对较强,其董事长、CEO或控股股东通常是党员或准政府官员,因而他们往往不太愿意透露自身的伦理哲学或宗教信仰。即使在非国有企业中,一部分的董事长、CEO或控股股东也是党员,也不愿意承认其伦理哲学或宗教信仰。在这方面,通过实地访问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的儒家文化数据可能是不准确的。

当研究者很难通过实地访问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儒家文化数据,他们会寻找其他的方法获得数据来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前期研究表明,距离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事实上,地理距离也有丰富的信息内容。在宗教研究领域,以中国为背景,Du(2013,2014)构建了一系列基于宗教场所与公司之间的地理近邻性或地理距离的宗教变量,借以反映公司周围的宗教氛围[12]

根据前述,本章根据公司和儒家文化中心的地理近邻性或地理距离来构建儒家文化变量是恰当的,至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若公司所在地有较强的儒家文化氛围,控股股东和高层管理者(董事长、CEO等)更容易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有关宗教研究的文献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比如,Hilary、Hui(2010)发现公司所在国家宗教氛围浓厚时,公司会暴露在较低的风险下。而且不论个体是否有宗教信仰,社区宗教都对公司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Du(2013,2014)和Du等(2014a,2014b)以中国资本市场为研究背景,发现公司周围宗教氛围对公司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总之,正如El Ghoul等(2012)所指出的,儒家文化(哲学)或许不是控股股东或高层管理者的伦理哲学,但他们必须考虑“影响员工、客户、雇主和供应商的儒家理念”,因而注定会受周围将儒家文化作为伦理哲学的公众的影响。(www.xing528.com)

其次,借鉴前期宗教和金融相关的文献(Du,2013,2014;El Ghoul et al.,2012;John et al.,2011;Loughran,2007),本章首次使用新的方式衡量儒家文化变量,即地理近邻性儒家文化变量。儒家文化源于中国,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随着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7个著名的儒家文化中心和52个孔庙。图2-1描绘了7个儒家文化中心的分布。7个儒家文化中心指的是鲁、洛、蜀、闽、泰州、浙东和临川(Du,2014;参考http://zh.wikipedia.org/wiki/所列示的孔子学院),分别在山东省曲阜、河南省洛阳、四川省成都、福建省三明和龙阳、江苏省东台、浙江省东部地区(如宁波绍兴等)、江西省临川。图2-2和图2-3详细列示了孔庙在中国的分布。

这些国家著名的儒家文化中心和孔庙对大众、高管或董事(董事长、CEO、控股股东和其他高层管理者)、员工、顾客、雇主、供应商和邻近的社区有重要且持续的影响,从而塑造了他们的伦理哲学。由于缺少其他孔庙的经度与纬度的原始数据,本章主要关注国家重要的儒家文化中心(孔庙)而不是数以千计的孔庙。

具体而言,地理近邻性儒家文化变量是根据公司与儒家文化中心的距离计算而得,具体计算方法为“(max_DISN-DISN)/(max_DISN-min_DISN)”(N=1,2,3,4,5,6,7)。其中,DISN是上市公司与最近的N个儒家文化中心的平均距离,max_DISN和min_DISN分别指每年所有公司DISN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详见附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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