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一定的依托，儒家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一方面是依靠文字记录和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心（学派）的形成和孔庙的修建也是弘扬儒家文化的一种形式。孔庙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家园，因为它不仅是尊孔崇儒的殿堂，也是传播儒家文化的场所（骆承烈，2007）。因此可以合理地相信，距离儒家文化中心、孔庙抑或儒家学校遗址越近，企业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越大。
目前，已有研究采用相关的计量方式对中国上市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进行度量。Du（2015，2016）分别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与7个儒家文化中心（学派）、52个孔庙（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地理距离，构建了一系列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分析了儒家文化对大股东资金占用、董事会女性董事比例的影响。古志辉（2015）以中国上市公司和儒家学校遗址的地理距离作为儒家文化的替代变量，考察了儒家伦理对股东—管理层代理问题的影响。以上研究为本书采纳地理距离或地理近邻性度量儒家文化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与支持。此外，近年来发表在国内外高水平刊物上的关于宗教的论文，为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提供了补充与支持性的证据。例如，Du（2014）利用佛教寺庙和道教道观到中国上市公司的地理距离衡量宗教氛围，探讨了宗教对大股东—中小股东代理问题的影响。陈冬华等（2013）以佛教寺庙与中国上市公司的地理距离为基础构建宗教影响变量，研究了佛教对现代公司治理的影响。此外，El Ghoul等（2013）在衡量企业面临的金融环境时，采用的是上市公司与美国6个金融中心（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纽约、费城、旧金山）的地理距离；DeFond等（2011）和Kedia、Rajgopal（2011）以上市公司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的分支机构所在地（华盛顿、纽约、迈阿密、芝加哥、丹佛、洛杉矶）的地理距离衡量外部监管强度。以上文献表明，即使身处21世纪这样一个电子信息化时代，地理距离在研究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地理距离对其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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