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现状及优化探讨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归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当今世界的大格局中，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不仅仅依赖于其经济、政治或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在大变革和大调整之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在201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指出，中国应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汲取养分，发展和繁荣中国的民族文化。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儒家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儒家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寄予厚望。

儒家学说最初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西汉董仲舒和各个朝代的先贤们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成为统治阶级维系社会秩序的工具。尽管佛教和道教在魏晋年间的广泛流传对儒家文化的地位有一定影响，但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依旧对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到了宋朝和明朝，儒家学说逐渐开始复兴（宋明理学的形成），在清朝就重新回到了鼎盛时期。不难看出，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一直具有深厚的土壤，是大部分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行为准则。

近百年来，儒家文化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学说的巨大冲击，遭受过较为严重的破坏。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集中打击了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此后，不同时期对儒家的批判从未间断，彻底改造了以宗族为中心的乡村秩序，再一次对儒家文化的既有影响形成不利影响。但是，随着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内国家（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进一步，过度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极端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宗教、种族、文化的冲突不断发生，以主张“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来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专注于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像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成立，例如，1994年底在北京设立的国际儒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ICA）。孔子故乡曲阜在2018年召开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25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从不同角度研究交流儒家文化。论坛上，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学典就指出“儒学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思想流派”。(www.xing528.com)

众所周知，儒家主要是通过教育传播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曾指出兴办学校是教化的关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官学制度起源于西汉，除了在中央设立最高学府太学以外，汉武帝要求“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在各级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学、校、庠、序，地方官员同时拥有“吏”和“师”的双重身份，承担着“化民成俗”的社会职责。宋朝以后半官方性质的书院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其听众不仅包括知识分子，还有平民阶层，因而儒学教育进一步转向世俗化和大众化。清朝在民间建制社学，要求官方学校或书院的“生员”（在读学员）担任教师，极大地推动了儒家学说的繁荣。现今，孔庙（文庙）也在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国共有52所孔庙（文庙）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3所孔庙（文庙）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12月9日，“博物馆发展国际研讨会暨博物馆创新交流研讨会”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长吴志友在会上提出在北京孔庙举行国学文化节，通过国学大讲堂、“大成礼乐”展演等一系列活动使得传统文化更加立体化和生活化。

儒家文化对于当代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仁义礼智信”为企业伦理道德提供内在动力，对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