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影响深远——不仅影响中华大地，并且直射日本，辐射东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日本在中国唐朝时派遣“遣唐使”学习先进文化，而尤以儒家文化影响最深。日本圣德太子时期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将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理政指导思想（张震，2000）。而日本企业中不乏将儒家的“礼”“和为贵”“持戒”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思想，并作为社训。其中，以日立集团创始人小平浪平与日本化成公司CEO横山亮次为典型。此外，日本本田的“三现主义”中“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主张企业应该有人情味，注重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其中就有儒家文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位于朝鲜半岛的韩国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众多韩国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分离，因而形成了较多的家族式企业。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管理者重视家庭血缘，家庭及家族主宰企业经营管理，在“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血亲成为最值得信赖的治理关系。韩国三星经营理念中提出“对人的尊重”，正是儒家“以人为本”的体现，这也促使三星能够迅速成长。

张维迎（2013）提出，儒家主张的“君子”和“等级制度”既是一种协调机制，又是一种激励机制。韩国学者金日坤（1991）认为，正是儒家思想中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韩国众多企业都高度集权化，80%以上的管理权集中在企业高层，集权为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形成了持久的秩序。黎红雷（1993）指出，企业经营哲学应该学习儒家思想中的“权变”，根据适当的环境调整自身经营管理策略，不能拘泥古板。在“仁爱”“忠恕”“克勤克俭”“信以立身”等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经营理念，会增强企业成员之间的向心力、凝聚力，形成和谐的文化氛围，增强员工的忠诚度与归属感，这也是“以人为本”所倡导的。“克勤克俭”强调勤劳付出，注重效率，节约成本；“信以立身”注重诚信精神建设，使企业员工产生道德约束感。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Li（2012）认为，儒家文化中“重生命、重人类”的生命关怀观、“天人合一”的和谐宇宙观形成了生态保护的基本理念。杜维明（2013）同样提出，“天人合一”就是要求与自然和谐相处，注重保护环境。周秋光等（2005）强调，儒家文化中的“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是道德感情与伦理规范相结合的结果，可以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提供解释力。Wang等（2009）发现，西方的社会责任理念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应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和谐理念就是尊重自然、关爱人民。他们首次阐述了儒家的人际和谐、道家的天人和谐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么桂杰（2014）基于北京市居民调查数据发现，儒家文化会影响个人价值观，促进个人积极的环境保护行为。因此，从现有研究来看，儒家文化催生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动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产生影响。(www.xing528.com)

对中国社会来说，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儒家提倡的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样，儒家文化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对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杜维明，1997，2003）。长期以来，学者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但近年来部分学者采用基于地理位置的儒家文化氛围来研究儒家文化的经济后果。例如，Du（2015）关注了儒家文化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这说明儒家文化能促进公司伦理氛围的形成，约束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的不道德行为及对小股东利益的侵蚀。同时，相较于民营企业，儒家文化对大股东资金侵占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作用较弱。儒家文化倡导“以义取利”，Du等（2017b）利用上市企业与商帮的地理距离构建商帮文化变量，发现“义利”文化传统会约束管理层的不道德行为，诸如在职消费、行为短视化。古志辉（2015）的研究发现，儒家伦理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儒家文化能够展现好的一面，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Du（2016）的研究发现，儒家文化“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降低了中国上市公司中女性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但是在人均GDP高的地区，市场发展更加成熟，会削弱儒家文化对女性董事比例的影响。此外，金智等（2017）研究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低；高市场化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民营企业属性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直接探讨儒家文化对企业会计、审计行为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现有文献多探讨文化如个体主义文化、宗教文化（佛教文化）等的经济后果。Shao等（2010）发现，股利政策不仅取决于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取决于管理层和投资者对这些问题的主观看法——取决于其民族文化，因为民族文化会影响对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的感知和反应。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然而弱个人主义文化氛围强调群体凝聚力；不确定性高，规避风险的文化避免模棱两可的情况，更喜欢明确的行为准则，而较低可能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氛围则喜欢新奇的事物和价值创新。注重和谐的文化强调接受事物的本来面貌，而不注重和谐的文化强调自我对促进个人或群体利益的重要性。Li等（2012）发现，个人主义文化氛围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和谐文化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个体行为决策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同时受文化的影响。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Hilary等（2010）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会加大对风险的厌恶，地区宗教氛围越浓厚，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Dyreng等（2012）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位于宗教地区，其财务报告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Du等（2015）研究发现，宗教信仰氛围浓厚可以减轻盈余管理。具体地说，基于地理邻近的宗教变量显示宗教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的关系，表明宗教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来约束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如盈余管理。此外，Du等（2014）使用上市公司注册地一定半径范围内寺庙的数量替代宗教的影响，发现佛教寺庙多可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以上研究说明非正式制度，如佛教、宗教等，会对企业管理者的不当行为产生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