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益

张世平（1994）将儒家文化与西欧社会文化进行对比，认为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城市缺乏自治地位，缺乏理性的会计制度与企业组织，达官显贵将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而非投资商业，以及士阶层“反商业”文化阻碍了经商创业精神。郑克中（1987）也提出了儒家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于：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泯灭了人的自强自立精神，以仁、礼、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将人束缚在等级制和封建宗法关系之中；平均主义压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作为治国原则形成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重义轻利妨碍生产流通，且“君子谋道不谋食”等思想促使社会鄙视商人，导致商品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较为缓慢。

North（1990）从制度的角度解读了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在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增长中尤为重要。然而，制度可以区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法律、行政法规等，系人为设计，可以保障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非正式制度包括伦理道德规范及地方习俗、文化等，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无论如何，正式制度的实施必须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执行，而非正式制度则可以内化到人潜移默化的行为之中。因此，理解文化的作用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

亚洲多国和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且“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在20世纪出现了二战之后的快速恢复与腾飞。韩国自1948年成立，从世界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新兴化工业国家，靠的是教育投入、科技与文化发展。1965年，人均GDP达380美元的国家的就学率在62%左右，同期的韩国107美元，却有82%以上的就学率，并且1991年就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龚小峰，2000）。重视教育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不断快速增长，成为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使众多学者对儒家文化与经济增长这一关系进行重新审视。(www.xing528.com)

儒家文化也倡导忠诚、献身精神、责任感、集体主义、敬业精神、纪律意识、秩序精神（张世平，1994）。马庆钰（1996）强调，儒家强调注重教育、勤奋苦干、集体利益先于个体利益，同时和谐的人际关系及有关的等级是促进东亚各国经济取得进步的原因所在。金森久雄（1980）将日本二战之后经济的腾飞归因于日本的高储蓄。日本工人的储蓄占年收入的15%，而同期美国、英国的储蓄率则分别只有8%、3%。巨额的储蓄提供了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本。而居民高储蓄的原因在于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厌恶，这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提倡“居安思危”、节俭与“细水长流”。MacFarquhar（1980）将中国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为重视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强调忠诚、服从，注重社会与集体的同化，这些对大型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而儒家所强调的“诚信”“仁义”“道德”“利他”等，对于培养员工忠诚、勤奋、包容等品质具有重要影响，从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李增刚，董丽娃，2018）。

总的来说，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五常”、国家权威、普遍和谐、集体主义、以人为本、创新自强、重视教育、纪律秩序、勤劳敬业等精神是整个社会所共同追求的，也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基石。儒家文化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