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时代：全球化的机遇与风险

推动第三波全球化的最重要的趋势是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1987年，中国的大街上挤满了自行车，而当年的汽车产量只有47.2万辆。30年后，北京拥堵的交通世界闻名，中国的机动车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根据美国政府统计人员的估算，2010年到2020年间，女装的价格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或许这就是2017年英国人人均购置服装的数量是30年前的5倍的原因。2017年，美国人新置房产面积的中位数比1987年增加了38％，有2426平方英尺（约合225平方米）的空间被用于放置躺椅、地毯，或开展自由重量训练，1/3的房子有不止一台冰箱。将第三波全球化的这段时期称为“物质时代”，并不为过。^[1]

虽然物质没有过时，但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期，随着技术、人口结构和消费者品位的变化，经济地理的版图再次发生改变，全球化似乎步入衰退。从国际贸易组织到国际海事组织，这些通过自身的规则构建了世界经济基础的组织正遭受攻击。国家对数字信息传播做出的种种限制，使人们越来越担心，目前几乎不受监管的全球互联网可能将被国家层面的局域网取代，后者将受到各国政府的严密监控。由于对恐怖袭击和非法移民的担忧，各国对边境的管控越来越严格，原先便捷的跨境购物之旅失去了吸引力。2020年1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迫使中国数千家工厂关闭，2月让韩国陷入瘫痪，3月使欧洲和北美的几乎所有生产活动全部中断。这场疫情再次提醒人们，价值链在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为了控制疫情蔓延，几乎所有政府都下令暂停国际航班，切断了一直被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联系。

但在其他方面，全球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全称为“肯塔基炸鸡”的肯德基成了中国最大的连锁餐厅；英格兰超级联赛的主要足球队在非洲各地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些足球队很少以英国人为主力，也很少为英国人所有；到迪拜购物中心游玩的俄罗斯游客可以在老佛爷百货公司购买家居用品，在梵克雅宝珠宝店采购珠宝，在香奈儿专卖店消费香水，最后在拉杜丽甜品店吃一块马卡龙——这些免除了飞到巴黎的麻烦。2019年，全球共有15亿人次跨国旅游，是1987年的4倍。据脸书（Facebook）的数据，该网站每天的登陆数相当于世界上近1/5的人口。在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中，更多的是提供无形产品的公司，比如不动产销售公司或互联网公司等，而主要的工业企业的规模由于巨大的竞争压力而逐年下降。在刚刚兴起的第四波全球化中，比起用船舶运载货物，思想、服务和劳动力在世界各地的流动要重要得多，这似乎将带来非常不同的赢家和输家。^[2]

制造业推动了第三波全球化。虽然鱼类、水果、花卉、煤炭和石油也在价值链中移动，但工厂的产出更多，也更有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重要性。它的衰落背后是一个少有人知晓的成功故事：制成品的大量交易使其价格相对于服务来说下降了，而服务业通常不需要面对激烈的外国竞争。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02年制造业在世界总产出中的占比超过17％，但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减少了将近2个百分点。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欧盟都显示出了相同的趋势。制造业已经不如以前重要。^[3]

家庭和企业的消费方式同样显示了这样的趋势。许多国家的数据表明，家庭购买了更多的服务和体验，而不是商品。以法国为例，在第三波全球化早期，法国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43％，到了201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5％。从咖啡机到运动鞋的各类商品的消费占比减少了，而这些商品都是基于价值链制造，通过船舶运输的。更为贫穷的南非表现了相同的模式。2017年，南非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43%，比1987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南非的消费者将更多的钱用于购买交通、教育、医疗和电信服务，而非实体商品。

“物质”让位于服务，有几个原因。一是全球人口老龄化。1985年，全球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23.3岁，2019年是31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虽然非洲和南亚有大量年轻消费者，但富裕经济体的年轻消费者要少得多。到2018年，日本和德国有一半人超过47岁，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已接近40岁。年龄较大的夫妻多年来积攒了大量家居用品和服装，因此往往不愿意再购买这些。这些家庭在旅游、餐饮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可能多于购买家具家电。当然，餐馆和医院也会购买桌椅，但它们的需求无法弥补家庭购买量减少造成的缺口。20世纪60年代后期，全球1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是38％，半个世纪以后减少到25％。能取代老龄化家庭的年轻家庭越来越少，住房和家具的需求量随之减少。根据欧洲央行的统计，2018年欧盟的住宅数量少于2016年。^[4]

导致实体商品的需求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产品服务化的趋势。第三波全球化伊始，富裕国家的每个学生的卧室里都有一套多件式立体音响系统，旁边堆满了装光盘的塑料盒。但在21世纪初，音响让位于计算机，因为计算机的磁盘存储器可以存储数据，光盘驱动器可以播放光盘。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计算机的这些功能逐渐消失，因为存储数据和播放音乐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完成，而且是通过使用频率更高的服务器而非个人计算机来实现的。可以说，文化的全球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数字化下载和流媒体服务使人们可以尽情享受电影、书籍和音乐，而无须拥有只在书店和音像店出售的各种实体商品。一些主要的汽车制造商预计，个人交通也会成为一项服务。它们正在投资汽车共享业务，因为它们认为消费者更愿意在需要的时候花钱使用车辆，而不是购买自己的车——这样的发展趋势似乎会导致注册车辆总数下降。没有人觉得一条裙子会被多位女性共用，直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将服装从一件私人物品转变成一项租赁服务。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共享减少了闲置资产的浪费，但也减少了人们对这些资产的需求。一辆自行车不再像以前一样，每天只被骑乘几分钟，而是被不同的自行车共享服务订购者轮流使用。

重塑物质市场的第三个因素是，技术正让小规模制造变得更加容易。第三波全球化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中国郑州2.2平方英里的工厂就是一个缩影，代工企业富士康每天在这里组装的苹果手机多达50万部。2016年，富士康使用来自200多个供应商的零部件来组装苹果手机。它之所以花钱将屏幕、麦克风和半导体从遥远的地方运到郑州，只是因为大量组装同一款手机可以节省大笔资金，而且大量运输的成本低廉。随着短周期生产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可行，大型工厂的规模经济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制造商可以生产以更小的市场为目标的产品，甚至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定制产品，让购买者获得他们想要的产品特性，而无须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功能上。^[5]

企业的支出也与以往不一样了。企业的投资一度等同于购买建筑物和机械等硬资产，这刺激了对工厂生产的产品，如推土机和生产设备等的需求。但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许多国家将1/5以上的企业投资用在研究、软件和其他非实体支出上，这一数据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2至3倍。计算机设备的全球化程度很高，但信息技术的外包降低了企业在计算机设备上的支出，尤其是云存储，这意味着企业可以将数据存储在由技术公司管理的云服务器上，而不需要存储在本地计算机中。现在所说的“更新设备”一般指的是更新软件，而不是更替硬件，这使工厂的销售量进一步下降。

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的真正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的方式正在为全球化带来深远影响。技术使制造商不再将大量精力放在模塑、冲压和组装实体产品上，而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与产品相关的服务上。与运营流水线相比，巧妙的工业设计、富有创意的市场营销、售后维修和保养能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也更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飞机制造商除了组装机翼和机身，还在每架新的商用飞机中嵌入数千万行代码，以执行调整飞机副翼、发送飞行信号、检测维修需求等数十种任务。软件而非硬件的漏洞，造成了两次重大的飞机坠毁事件，并导致波音737 Max客机被停飞。麦肯锡咨询公司在2018年预测，到2030年，一辆大型汽车的三成价值将来自软件。许多汽车程序的“产地”很难说清，因为编写程序的团队来自不同的国家。新车上市对各个国家劳动力的影响将更难判断。如果将制动系统的生产工作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美国显然会丧失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很可能会增加工作岗位。但我们不知道，如果一名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程序员参与编写了管理制动系统的软件，这是否会导致一名纽约的程序员失业。^[6]

在许多行业，制造过程本身可能将变得更加简单，所需劳动力将大幅减少。由于一些环境原因，许多国家政府鼓励人们放弃汽油车和柴油车，转而使用电动汽车。电动汽车没有发动机、变速器和排放控制设备，因此随着它们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制造商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来生产传动装置和活塞环，因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急于将生产转移到低收入国家。机器人最初只被用于在工厂中完成既困难又危险的工作，如今已经发展得足够成熟，能大规模生产T恤衫，一些高收入国家因此在某些类别的服装生产领域重新获得了竞争力。美国和德国的自动化工厂正在生产运动鞋，印尼工人因而失去了饭碗。利用增材制造技术（additive manufacturing，即计算机控制打印机在精确的位置一层层地累加塑料或金属材料，以此制成一件物品），制造商可以就近制造少量特定零部件，而不用从遥远的地方将产品运输过来。此类技术完全不需要考虑劳动力成本，而劳动力成本是价值链广泛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7]

早在2015年中国公布新的产业战略、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2017年美国退出多边贸易协定之前，这些技术就已经在不断完善了。不管中美是否停止贸易战，世界是否继续分割成多个区域性贸易集团，技术的发展都不会停止。虽然制造商、造船厂和远洋航运公司能够获得大量补贴，但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远距离价值链正变得更加昂贵、更有风险、更不可靠，重要性也不如以往。正因如此，全球化的声势在21世纪初越来越弱。不管各国政府如何补救，未来几年货物贸易的增长都可能慢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在不久之后很可能将转为下降。

全球化结束了吗？绝对没有。相反，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全球化在工厂生产和国际投资方面正在退却，但在服务行业和思想传播方面正快速发展。在第三波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雇用工程师和设计师研发产品，然后在工资更低的地方生产产品，并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在第四波全球化中，将实现全球化的是研究、工程和设计的工作。全球超过1/3的研发支出来自规模最大的100家企业，这些企业通常将这类开支分配到不同国家的研发中心，以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并根据当地的喜好打造它们的产品。同时，制造过程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生产的重要性减弱，这体现在工业企业更倾向于向当地公司发放生产许可证，与提供制造服务的供应商签订合同，而不是将股东的资金投资到海外并雇人来完成生产，这正是导致外资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之一。即使在高工资的地方，受过必要的技能培训的员工也有望在高度自动化的工厂获得工作岗位。(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许多服务行业的员工可能在职业生涯中首次面临严峻的国外竞争。对于一些服务行业而言，国外竞争并不新鲜。1981年，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将数据处理业务转移到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数百名女性在那里将乘客机票上的信息敲进电脑，这些信息又通过卫星传输到美国。几年之后，美国的保险公司开始用飞机将理赔单运到爱尔兰的香农进行数据处理，然后将经过处理的数据跨大西洋传回美国。不到10年，光学扫描大幅减少了数据录入的需求，爱尔兰的数据处理中心让位于客户服务中心，约1万名员工负责接听来自欧洲银行和美国技术公司的客户的电话。与制造业价值链的许多投资类似，服务业的投资同样受政府补贴和工资成本差异的驱动。据美国航空公司估算，它们在巴巴多斯处理机票信息的成本仅是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一半。^[8]

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贸易变得更加复杂。1989年，当时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开始将软件编程工作外包到印度。到2017年，印度的技术外包行业的年销售额估计为1500亿美元。很多客运航空公司——其中很多已经聘用承包商来处理一些飞机维修工作——开始将部分工作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到2006年，美国的航空公司已经将超过1/3的大修工作转到国外的维修点。随时都能连接的互联网使美国和欧洲的摄影师可以将数码照片送到巴基斯坦修整，也能让波兰的银行柜员为伦敦的银行处理报销账单。21世纪的头20年里，“其他商业服务”（不包括交通、旅行和与商品相关的服务）的跨境贸易额大约以每年8％的幅度增长，并在2018年达到了3.1万亿美元。在高收入国家中，越来越多训练有素的劳动者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虽然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幅增加，但由于印度的竞争，美国的计算机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工资增长速度甚至不及通货膨胀率。^[9]

随着全球化涉及越来越多的不需要真正跨越国境的产品交换，服务业和信息行业的劳动者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冲击。人工智能，尤其是快速发展的机器翻译，将使更多行业和更多国家参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会说意大利语的外国人很少，这曾使意大利抵押贷款业务的经办人免受国外竞争，但如果有朝一日，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不会说意大利语的外国人能以更低的薪酬完成这项工作，那原先的贷款业务员就将面临失业的危机。如果一部电影可以在任何地方制作，那些在世界各地销售视频的跨国公司就会在成本最低的地方制作和剪辑电影。^[10]

各国政府可以制定法规来减缓冲击，但效果有限。规定只有在当地有执照的建筑师才能设计建筑很容易，但要保证建筑师的设计图不是通过互联网从另一个国家的绘图员那里得到的则几乎不可能。禁止金融数据、医疗图表的传播，或禁止人们去国外的主题公园游玩，比禁止实体产品的进出口难得多，而且几乎也无法确定外国的服务到底损害了哪个群体的利益。如果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那么政府为了获得这些工作，就应该将重心放在教育政策而非贸易政策上。第三波全球化期间，大量低收入工人帮助一些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但在第四波全球化期间，或许只有那些受过专门训练，具有很强适应性的劳动力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一个能够为那些突然失业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工作者提供支持和再就业培训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保持社会稳定有重要意义。

这并非杞人忧天。中国和少数其他国家的超级工业化，以及大量低利率信贷的流动，使世界经济在第三波全球化期间保持活力，并在2001年信息技术产业低迷和2008—2009年严重经济危机时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但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范围内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还不到1.7％。这无疑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低的增速，这意味着人均收入需要40多年的时间才能翻番。由于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衡，许多工人的收入甚至完全没有增加。虽然对于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劳动者来说，第四波全球化不会像第三波全球化那么友好，但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不会消失。^[11]

新冠肺炎对国际商业的严重干扰不可能改变上述趋势。当病毒在2020年上半年破坏了国际贸易时，人们认为它使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毫无疑问，疫情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据估计，全球有5.1万家公司在中国受疫情影响的省份里有其直接供应商，至少有500万家公司的供应商依赖这些地区的供应。虽然没有人能预料到价值链会被如此严重地干扰，但人们早就意识到了从单一来源获取重要零部件的种种缺陷。多年以来，很多企业一直试图通过使自身的价值链变得更加多元来降低业务中断的可能性，但也有一些企业认为，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冒从单一来源获取重要零部件的风险。新冠肺炎凸显了已在进行中的转变的迫切性。^[12]

这场疫情似乎不可能对外资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2007年，外资直接投资额占世界经济产出的5.4％，达到了顶峰。但到2018年，这个比例还不到峰值的1/3。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破坏会使人们在投资外国的工厂、写字楼、设备和土地时变得更加小心。由于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而且各国政府规定入境乘客要隔离2周，国际旅行几乎陷入停滞。因此，企业不能像往常一样，通过现场考察或直接见面的方式管理它们的海外业务。不过，即使疫情过去了，厌倦了长途旅行的高管也许并不急于走回老路。另一方面，当度假的旅客登上一艘游轮或预订安第斯山脉的徒步旅行时，他们会发现国际旅行的风险比想象中更复杂。人们已经听说了数万名旅客被滞留的新闻，这也许会降低国际旅游业的增长速度，对酒店、机场和购物中心的国外投资也会随之放缓。

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第四波全球化呢？自2个世纪前大卫·李嘉图的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主张各国应专注于生产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其他的需求依靠进口即可。但所谓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于补贴的影响而受到质疑。更何况在数字化时代，一件产品的附加值到底是由哪个国家创造的远不像以前那么一目了然，比较优势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贸易顺差和逆差并不能衡量谁是国际贸易的赢家，谁又是输家，判定输赢的想法已经过时。在第四波全球化期间，衡量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标准将不再是统计学家计算出来的顺差或逆差，而是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经济中，一国国民的生活水准是否上升，以及国家是否能使全体国民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第四波全球化的经济轮廓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政治轮廓依然模糊不清。最严重的问题或许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着全球化并塑造了国际关系的那些组织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新冠肺炎凸显了一点，即各国在分享疫情信息和监控国际旅客的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合作框架并不牢固。但无论如何，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从作为军事联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作为政治联盟的非洲统一组织，再到负责制定经济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应被否定。尽管这些成就有很多缺陷，但它们降低了世界各地武装冲突爆发的频率，缩小了波及的范围，并且使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全球化进行政治攻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破坏国际合作。不难想见，这些攻击将使全球化被区域化取代。一些学者认为，中美目前的做法“可能会让世界重回划分政治经济阵营的旧态”。但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因为新出现的一些障碍已经威胁到了区域化。一条从瑞典直通哥本哈根的铁路已经开通了15年，到了2015年，瑞典的乘客却发现，自己每天都要接受丹麦边防警察的盘查，这些警察意在阻止非法移民入境。2017年，美国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实施了贸易制裁，而中国对韩国新型导弹防御系统的尖锐批评激起了中国消费者的联合抵制，迫使在中国投资了100亿美元的韩国零售商乐天集团离开中国。日本和韩国存在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两国间的贸易规模庞大。2019年，两国因为非经济事务上的长期矛盾爆发了贸易战，并影响了双方的军事合作。邻国的关系并不总是友好的。^[13]

“艾玛·马士基号”并没有驶向未知海域。它的航线是在几十年来构建的贸易规则、投资政策和金融法规的国际框架下设定的——有人认为这个框架同样使全球化失去了控制。21世纪第二个10年，各国领导人往往受国内政治需要的驱使，仓促拆解了这一框架的某些重要组成部分，而丝毫不在意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们的。如果本书的预测是正确的，一种联系更为松散的全球化模式即将出现，而它同样需要一个框架。比起拆除旧框架，建立新框架显然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