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链：全球化生产模式的变革

“莫内森”（Monessen）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着全球化。“Mon”指的是莫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 River），繁忙的煤炭驳船沿着蜿蜒的河道驶过这座小镇，前往北边20英里外的匹兹堡钢铁厂；而“essen”暗指位于德国鲁尔区的同名钢铁制造中心。1897年规划这座小镇的匹兹堡金融家们显然觉得，加上点全球化元素能够吸引人来定居。然而，除了移民（这里有芬兰、瑞典和德国的路德宗教堂），这座小镇几乎没有什么全球性可言。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地最主要的产业是一座钢铁厂，这座工厂一度有6000名工人。从1962年开始直到1986年倒闭前，它一直试图说服政府采取进口限制，以遏制外国竞争对手。那时莫内森已经被称为“没落企业之城”，此后也没有任何起色。在莫内森，全球化经济不是机遇，而是威胁。^[1]

2016年6月，当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选择在莫内森发表演说时，那里的人口比1940年高峰期减少了2/3。现存最大的工厂是一家将煤干馏制成焦炭以在高炉中冶炼液态钢的工厂。这家工厂散发的刺鼻的硫黄味，扼杀了吸引匹兹堡蒸蒸日上的医疗行业和高科技行业从业者在这里安家或创业的希望。特朗普的演说词很可能就是以莫内森为原型的。他痛批“全球化……夺走了我们数百万工人的一切，只留下贫穷和心碎”。虽然他最终在莫内森落败，但他的话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破败的煤炭城和钢铁城引发了共鸣。在2016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威斯特摩兰县——莫内森位于该县西南部——约2/3的选民支持特朗普。^[2]

然而，这些愤怒和痛苦产生自全球化已经走下坡路的阶段。早在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选举，英国人投票脱欧，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客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各地崛起等事件引发人们反思之前，世界经济就已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了。

将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价值链，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这段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打造了这些价值链的企业将大部分生产活动从欧洲、北美和日本转移到劳动法对企业有利的低收入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墨西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品牌企业通常会将一直被视为核心的制造业务外包出去，让知名度不高的公司完成冲压、铸模、组装等工作，而它们自己的员工则专注于财务、设计和营销。在印尼的西冷，一家不知名的中国台湾公司雇用了1.5万名工人，为一家知名的德国公司制造销往加拿大的运动鞋。在爱尔兰的沃特福德，一家美资工厂为欧洲著名品牌的精密医疗设备提供铸模和组装服务。在危地马拉的首都危地马拉城附近，5000人在一家韩国企业的工厂里缝制服装，然后打上美国品牌商的品牌。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外国贷款和跨国移民已屡见不鲜，如此密切的跨国生产活动却是前所未有的。^[3]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价值链变得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复杂，贸易也随之繁荣起来。汽车的生产过程极为复杂，汽车企业的价值链可能有8个甚至更多环节。加工原材料、生产简单零部件的制造商在价值链中的层级较低，生产深加工产品的制造商位于其上。中间产品可能要多次跨越国境，比如原油被加工成塑性树脂，后者又被模塑成按钮，按钮被安装在音控面板上，音控面板被装进方向盘，方向盘被连在转向柱上，二者被整合进汽车转向系统，汽车转向系统最终成为车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不同地方完成的。2019年，美国联邦航空局在调查一些波音737飞机机翼上存在制造缺陷的零件时，发现问题出在一家金属电镀公司身上，而这家公司与波音的组装工厂之间至少隔了4个环节。^[4]

作为全球化标志的集装箱船运输的主要货物并不是准备卖给零售商店的成品，而是那些将被加工成中间产品的原材料或零部件。搭载在穿越英法海底隧道的火车上的卡车，以及往来于日本的半导体工厂，东南亚的测试、组装工厂，还有中国的智能手机工厂的喷气式飞机，同样装满了中间产品。^[5]

始于2007年年底的严重经济危机使第三波全球化陷入停滞。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而让欧洲主要银行遭到重创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债务危机延长了其持续的时间。每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世界贸易量就会下降，这次也不例外。人们普遍认为，骤降结束后，进出口的增长速度会再次超过世界产出，就像以前一样。但历史并没有重演。出口在2010年和2011年经过短暂反弹后再无起色。商品贸易非但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初那样以世界经济增长率的2倍增长，反而表现得不如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仅为0.8％。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08年，商品贸易总额（大宗商品和制成品的进出口总额）达到顶峰，占当年世界总产出的51%。10年后，这个比例减少了5个百分点。换言之，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内需，对外贸易几乎毫无作为。

全球企业巨头在经济危机的重压下开始缩减规模，退出低利润业务，并从它们不占优势的地区撤离。对外直接投资（即投资者在国外建设工厂、收购公司和购买不动产的资金）比危机发生前的峰值下降了2/3。虽然贷款利率极低，但国际银行的贷款和面向国外市场的债券发行量都减少了。到了2016年，就连移民汇回母国的资金都不再增加，这使许多依赖海外汇款的贫穷国家的经济缩水——海外公民的汇款可以帮助其留在国内的亲属交学费、盖房子或创业。

第三波全球化的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生产业务持续向工资较低或需求增长较快的国家转移，富裕国家数以万计的工厂倒闭了（仅美国就有7万多家工厂倒闭）。当日本的电子公司将组装工作转移到马来西亚或欧洲服装连锁店从孟加拉国订购更多的服装时，这些公司要投入巨资在国外建设新的制造工厂，对外贸易总量也随之增加。但能通过转移业务的方式赢利的富裕国家工厂的数量是有限的，一旦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不再大量外流，这个模式就不能推动贸易增长了。

同时，许多制造商和零售商得出结论，复杂的远程供应链的利润不如预期。随着货运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不可靠，作为单一供应商的工厂面临越来越多的意外停产的状况，总裁和股东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企业战略带来的脆弱性。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不再是唯一的优先项，保证商品不断供同样重要。

但要降低断供风险并不容易，而且成本也不低。增加库存可能使资金积压在陈旧商品上——百货公司不得不降价出售上一年的服装，经销商不得不看着一直停在停车场里的汽车贬值。相比于在一个大工厂中生产重要的零部件，将生产分散到多地可以增加灵活性，但会消耗宝贵的投资资金并增加成本，如果没有遇到经济危机，制造商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将出口商品交由几家航运公司从不同港口运出，能提高适应性，但会增加运输成本。将远距离价值链改为一个地方的价值链，会给价值链本身带来风险——假如这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或大火灾，企业就会陷入瘫痪。

同时，建立更可靠的价值链，也符合客户不断变化的期望。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次日甚至当天送达。对于许多行业的销售商，尤其是零售业商家来说，快速配送不再是可以收取高价的额外服务，而是继续参与角逐的基本要求。企业投入巨资构建在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先进物流系统。但无论如何，商品依旧是商品，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如果想快速交货，唯一的方法是在配送中心存放更多商品，这样才能在顾客点击鼠标下订单的那一刻立即发货。自准时制生产出现以来，商品库存首次开始增加。(www.xing528.com)

反全球化的风潮，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全球化的风险。自1944年协约国政府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的7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放松了对国界的管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关税，出口到富裕经济体的许多商品的价格上涨了1/5或者更多。此外，大部分国家为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还采取了各种其他措施，比如对特定产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使用外汇购买进口商品，以及政府机构在政府采购中只购买本国产品。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经过关贸总协定的多轮谈判之后，富裕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下降到了3％左右，许多国家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完全免除了关税。企业可以安心地扩张自身的供应链，而无须担心关税会使它们的计划前功尽弃。^[6]

虽然富裕经济体对进口制成品的态度相对开放，但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刚刚起步的制造业，还是保持着高关税。比如，越南的关税税率是9％，印度是10％，中国是11％，埃塞俄比亚是17％。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而且免税的进口商品占比更少。除此之外，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设立了其他贸易壁垒，比如无论税率如何变化，让中国进口汽车或让印度进口药品都非常困难。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正享受着不平等的竞争优势的观点在欧洲和北美越来越流行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富裕国家正受困于制造业岗位的不断流失和工人工资的停滞不前。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参与谈判的164个国家无法就农产品准入、包括银行业和电信业在内的服务贸易规范等问题达成共识。这是20年来全球化的反对者们赢得的首次重大胜利。由于参与谈判的国家众多，而且每个国家都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它们意图将外国竞争者挡在门外），要达成另一个全球性贸易协议看起来并不现实。此后所有旨在消除贸易壁垒的协议都只能在更小的范围内达成。

多哈回合谈判破裂时，绝大多数富裕国家的政治家都大力支持扩大贸易和国外投资。但金融危机的余波破坏了这一共识。主张强化边界管控的新一代政客开始显露锋芒。希腊、瑞典等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反对欧盟内部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荷兰的民粹主义政客基尔特·威尔德斯将欧盟称为“布鲁塞尔的怪物”。在意大利，将19个欧洲国家的共同货币欧元形容为“反人类罪”的马泰奥·萨尔维尼，成为北方联盟的领导人，并最终出任意大利副总理。中国大概是第三波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国家。2012年，就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奥巴马政府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在非法阻止美国汽车进口的同时补贴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出口，而奥巴马的对手米特·罗姆尼承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税，以回应中国的货币操作。^[7]

这种冷淡的腔调使许多企业的总裁不得不重新考虑在哪里以及如何制造他们的产品——如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突然面临主要市场的进口限制，那么他们将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此外，在一些外包工厂集中的地方，劳动力成本急速上升。过去，富裕国家的企业为了使用廉价劳动力以获得竞争优势，纷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和东欧。现在这个战略不再奏效。2011年前后，由于全球一些规模最大的企业改变了策略，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链，贸易模式也随之开始发生转变。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进出口数据上，还体现在一系列追踪一个国家的制造者使用了多少外国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复杂计算中。2011年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韩国出口商品（比如现代的汽车和大宇的油轮）价值中有42％来自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6年后，这一数据只有30％。在中国，2011年出口制成品的价值中23％来自进口产品，但5年后只有17％。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的数据体现了相同的趋势。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同样如此。对此，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在这些国家，大量使用外国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商品不再用于出口，而是在国内销售；二是制造商们决定在工厂所在国而非国外采购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无论原因是哪个，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确实在下降。

从经济角度看，这未必是好事。相关研究认为，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使各国获得最先进的外国知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集中在本国，这很可能事倍功半，因为它们本可以在效率更高的国家完成。在努力寻求外国制造商投资的马来西亚，2017年，该国的中央银行反对该国允许过多的技术水平低下的移民在工厂工作，因为这将降低制造商投资先进技术的动力。马来西亚央行警告道：“对低工资、低成本生产方式的依赖无法长期持续，马来西亚很可能因此丧失竞争优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制造商在国内建立研究中心和高科技工厂，并公布了一项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十年计划，呼吁在电动汽车、合成材料、机器人科技和其他尖端产业方面实现自给自足。不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排挤外国公司或拒绝外国产品的输入，可能会阻碍而不是推动一国的发展。^[8]

2016年，英国选民支持脱欧，唐纳德·特朗普以微弱优势当选美国总统，反全球化引起人们关注。但早在这一年之前，反全球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必然。与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一样，特朗普在很多方面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他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样不满，后者是一个拥有29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2020年3月27日，北马其顿正式加入北约，北约现在共有30个成员国）。他限制移民，鼓励欧盟解体，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这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在2015年达成的贸易协定）。其他11个国家继续推进该协议，美国因此更难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

特朗普在2017年刚刚上任时就对多种外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承诺未来将对更多商品征税。此外，他还威胁要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区，更加严格地审查外国人对美国的投资。其他国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它们增加了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并限制国外投资。当时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严格限制从美国进口猪肉、大豆等数百种商品。美国声称，由中国两家企业制造的通信设备使中国能够暗中监视其他国家。中国做出反击，以价格垄断为由对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开出罚单。中国政府显然有意将重要价值链集中在中国境内，这给堪培拉、柏林等地敲响了警钟，其他国家也卷进了日趋激烈的中美冲突中。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以压低其出口产品在美国的价格并抵消美国较高关税带来的影响，这使形势更加紧张。随着世界两大经济强国之间的贸易战持续升温，企业争先恐后地将它们的部分价值链移出中国。

特朗普政府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特朗普喜欢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或逆差情况来衡量国际经济成功与否。而他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在电子产品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其他国家生产的中间产品；二是很大一部分利润流入了美国企业的股东的口袋里。“长期来看，只保留那些将外国生产的零部件组装成‘美国’产品的大型工厂，对美国经济没有任何好处，”特朗普的一名顾问在2017年年初声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生产这些零部件的强有力的国内供应链，这将促进就业和刺激工资增长。”^[9]

与中国的政策一样，美国试图控制供应链更多环节的举措没能刺激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太多渴望在工厂工作的失业人口。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在2017年达到顶峰。而在美国，除去大量涌入的拉美裔非法移民，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两国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了，人们对就业有了更高的期望，对工厂工作的兴趣随之下降。

民族主义政策非但没有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反而加强了另一种趋势——在很多产业中，全球化正让位于区域化。一步接着一步，一笔投资接着一笔投资，世界经济围绕着三个中心进行了重组。德国成为从俄罗斯到爱尔兰的数十个国家构成的贸易网络的中心，欧洲其他国家的制造商使用的多是从德国进口的元件。亚洲和太平洋国家逐渐脱离美国，向中国靠拢，后者从这些国家进口了大量产品，这使它们之间的贸易达到了平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亚洲的工业强国，但早已无法承担推动亚洲经济增长的任务。美国强化了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联系，这既得益于地理位置，也得益于三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使贸易变得更便利，也更便宜。在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服务贸易而非商品贸易。价值链仍然非常重要，但已经不可能扩张到全球各个角落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