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焚烧引发环境灾难，需保护大型动物

2019年5月31日，“巴伐利亚号”在利比里亚注册。这艘船有16年的历史，以前名为“APL巴拿马号”，由一家新加坡公司为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运营。该船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出发驶往中国台湾，船上载着69个装载加拿大生活垃圾和废旧电子产品的集装箱。一家私人公司将这些垃圾出口到菲律宾，表面上是回收再利用，实际上是廉价处理这些废品。这些集装箱被扣押了5年多后，菲律宾政府认为应该把它们送回原来的地方。这些被遣返的垃圾在中国台湾换船，并于6月29日到达温哥华，在那里它们被用于焚烧发电。

跨国废品交易——从塑料饮料瓶到有害的医疗废弃物——在前集装箱时代是不存在的，因为仅仅为了回收再利用而将废弃的报纸运送到5000英里之外的地方并不划算。这种交易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大量出现，这说明了对当时的世界来说，距离和国界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牛肉、大豆和棕榈油的出口需求使森林和沼泽逐渐消失，一些植物和动物因此灭绝。自由贸易使制造商离开那些拥有严格执行的环保政策的国家，前往一些对倾倒有害化学品或污染水源等违法行为监管力度不严的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煤炭在巴基斯坦的发电厂燃烧，所产生的微粒吹过亚洲各国的边境。所有经济体的运输量都因为远程贸易的爆炸性增长而有所增加，化石燃料的使用量越来越大，正在改变地球气候的温室气体浓度因此不断上升。

从道德层面上看，将环境恶化归咎于全球化并不正确。对外贸易、国外投资和国外贷款的增加，使数十亿人的收入得以提高。虽然全球化将很多人甩在后头，也使很多人为了工作和安全而移民，但它也使更多人摆脱了贫困。公寓大楼和多层购物中心在以前的沼泽和稻田拔地而起，每一座都需要混凝土、玻璃、钢梁和铜管的生产和运输。20世纪80年代末，约35亿人的家中能通上电；到了2017年，数字扩大为65亿人——这得益于各国在短时间内修建的数百座发电厂。不过，这些发电厂大多进口对环境污染极为严重的煤炭。对于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来说，电视机和乘飞机旅行变得司空见惯。从1990年到2017年，在世界很多地方曾被视为奢侈品的牛肉的全球消费量增加了50%。这些成就是不容忽视的。^[1]

但是，更多的人享受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物质财富，这无疑加剧了环境的负担。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写道：“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那些一夜之间从原始经济发展为现代经济的国家，缺少具有科学知识的专业人士和基本的政府组织，难以监管国内蓬勃发展的工厂、废物处理场和大规模种植园。比如，在促进制造业快速发展时，中国的工厂曾大量将污水排放到下水道或附近的河流中，很多河流的水因此不再适合饮用。以微小颗粒物浓度来衡量的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差，甚至对人体有害。随后一项旨在减少微粒排放的紧急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气的化学成分，提升了城市空气的臭氧水平。根据一项研究，2006年中国排放的有害气体中，超过1/3的二氧化硫、1/4的氮氧化物和1/5的一氧化碳产生自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从1978年到21世纪初，数百家新兴的燃煤发电厂和用烟囱排放废气的工厂的存在让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2倍。中国工厂产生的颗粒物飘到了韩国和日本，大量污染物甚至随风飘到太平洋彼岸，美国西部空气中1/4的硫酸盐可能来自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2]

通常来说，环境保护法的立法薄弱和执法不严，意味着企业通常没有正视自身生产活动中真正的经济成本，也意味着这些成本不会反映在生产和运输环节的相关决策中。对企业施加更大的公众压力，能够迫使它们正视自身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成本，最终有助于重塑全球化。

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启之前，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体化的世界可能带来环境风险。1947年，刚刚成立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召开以保护自然资源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一年后举办，来自33个国家的私人组织和政府的代表在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成立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设有环境保护部门。加利福尼亚州刚在洛杉矶创立了第一个和空气污染防治有关的现代项目。被称为“隐形杀手”的伦敦雾霾被指责造成了4000人死亡，迫于压力，伦敦议会在4年后终于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环境法——《空气污染防治法》。但在枫丹白露召开的会议根本没有讨论防治污染的事情，而是担心贸易和经济发展会对动植物造成威胁，特别是在欧洲的非洲殖民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大型动物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畅销书将环境问题摆上台面，使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例如，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记录了杀虫剂滴滴涕（DDT）对鱼、鸟和人类的影响；1968年，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在他的《人口炸弹》中警告道，人口过剩必然会导致饥荒；1972年引起轰动的《增长的极限》，应用新的计算机模型预测了过度消费将导致“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出现突然且不可控的下降”。富裕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在上升，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但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随着科学家们记录了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有毒化学品对健康的危害，富裕经济体对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1970年至1972年间，加拿大、美国、日本和许多西欧国家都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以解决污染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没有这么紧迫，发达国家近期对过度消费的关注似乎暗示了穷国不应复制富国的生活方式。^[4]

新的环境法规首先将焦点放在最显而易见的污染源上——那些向河流排出的未经处理的污水，向大气排放有害气体的工厂和发电厂。基本原则——污染者或至少是造成污染的企业，应该全额赔偿对公众造成的损害——这看起来是不言自明的。但在一个贸易变得越来越自由的世界里，各国环境法规的差异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从一个没有相关法规的国家进口金属铸件的费用更低，企业为什么要花重金在一个冒着黑烟的铸造厂安装新型排放控制系统呢？如果生产化学品的业务可以转移到由于贫穷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而对污染防治漠不关心的国家，那么企业为什么要冒着裁员和蒙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放弃这项熟悉的业务呢？

1974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发现，在喷雾罐和空调中被广泛应用的化学品氯氟烃正在破坏臭氧层，而后者可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过量紫外线辐射。报纸纷纷用头条新闻警告读者，紫外线会增加人类罹患皮肤癌的风险，还会导致动植物发生基因突变。恐慌接踵而至。智利是受辐射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一位来自智利的工程师焦虑地对《新闻周刊》说道：“这就像是从天而降的艾滋病。”几个国家很快就禁止了这些化学品，但仅凭它们的力量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通过谈判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推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各国不仅同意逐步停止100多种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还同意禁止从拒绝签署该协议的国家进口含有这些化学品的产品。这是对环境的担忧第一次战胜了被关贸总协定奉若神明的自由贸易，也是发展中国家受邀参加并被要求遵守的第一项协议。从法律不完善的国家进口商品，再出口到制定了严格法律法规的国家的老方法自此失效，冰箱和空调的制造商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为食物降温。^[5]

酸雨是另一种跨越国界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人员报告说，发电厂和冶炼厂燃烧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硫被风吹往东北方向，并随降雨落到地表，不断毁灭枫树林和桦树林，还使加拿大和北美的上千个湖泊中的鱼死亡。虽然两国都排放了二氧化硫，但加拿大蒙受的损失要大得多，舆情也更加汹涌。1981年3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第一次出访渥太华时，当地爆发了抗议，抗议者举着写有“停止酸雨”字样的标语。解决方案在政治上十分复杂：如果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发电厂安装上使加拿大的空气更加干净的装置，这两个州的用电者就要支付更高的电费，而实力强大的美国煤炭产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经过10年时间，加拿大才出台了一项控制国内污染物排放的计划，美国制订了一个减少发电厂排放硫化物的新计划，两国签署了一项关于双边空气质量的协议。而要降低雨水酸度，使鱼类在毫无生气的湖泊中重新繁殖，则要更长的时间。

随着国际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环境问题与贸易政策出现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多。1990年，丹麦不仅要求回收啤酒瓶，还要求大部分啤酒瓶要重新灌装。这无疑给外国啤酒商制造了麻烦，因为它们不得不将空瓶子运回遥远的酿酒厂。1991年，德国的一项法律规定零售商必须接受顾客的旧包装，并将它退给制造商回收。这一出于保护生态的做法十分合理，但对于只售卖少量商品的进口商来说，遵循法规的代价比那些以整个德国市场为销售目标的企业高得多。争议最大的是美国的一项禁令，禁止从没有采取措施减少对太平洋的海豚造成附加伤害的国家进口金枪鱼，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委内瑞拉、瓦努阿图、巴拿马和厄瓜多尔。1991年年初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刚开始，墨西哥就请求关贸总协定裁定授权上述禁令的美国《海洋哺乳动物法案》是否涉及以不恰当的方式干预贸易。墨西哥的请愿书意外地将一场围绕着敏感的环境问题的争论引入贸易谈判之中。^[6]

承担着沉重外债的墨西哥，在4年前才加入关贸总协定。它小心翼翼地对外开放了一部分经济，同时寻求机会解决债务危机。它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使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缝制蓝色牛仔裤、组装汽车线束等，向更复杂的精密制造业升级。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眼中，墨西哥是一个具有莫大吸引力的出口市场，也是一个比遥远的亚洲近得多的进口来源地，因此美国政府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帮助这个日益动荡的邻居安定下来。该协定于1992年年底签署，但在美国遭遇了强烈抗议。反对者除了工会和农业利益集团，还有谴责墨西哥在边境肆意排放污染物和化学品的环保组织。为了安抚批评者，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达成了一项附加协议，即成立一个环境委员会。这是第一个承诺改善环境的国际贸易协议。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终帮助墨西哥改善了环境。墨西哥许多最为迫切的环境问题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的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缺乏污水处理设施，以及汽车在未铺柏油的城市街道行驶时的扬尘问题。环境委员会拿出资金，在一些地方铺设柏油路并建立污水处理厂，而打算在墨西哥投资的外国企业也被要求在其他地方做相同的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准后墨西哥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的商品，以及墨西哥境内新设立的工厂，使污染严重的老旧工厂和水泥厂纷纷破产。以大量排放尾气闻名的墨西哥古董汽车被在加拿大和美国组装的现代汽车取代。更重要的或许是，环保组织最终在墨西哥的部分地区有了政治影响力。它们呼吁采取行动阻止砍伐森林，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以及制定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7]

气候变化给全球化带来了一个与常见的污染问题截然不同的挑战。与欧洲的回收政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处理的环境问题不同，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上升——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大多数国家，国际贸易绝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根据一项估计，21世纪初因为生产和运输进出口产品造成的排放量还不到与生产相关的排放量的1/4，在总排放量中占的比例就更低了。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夏皮罗的计算，国际贸易使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了约5%，使全球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8](www.xing528.com)

1997年，以欧洲国家为主的37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一项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虽然其中很多国家在21世纪初似乎履行了它们的承诺，但这些国家排放量的下降只是一种假象。尽管也有实质性的改善，比如供暖系统更加节能，风能和太阳能抢占了煤炭的市场份额，但全球价值链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国家从几乎没有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任何措施的国家增加了进口，以减少自身的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此外，税率根据生产特定产品时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调整，很多国家对污染更严重的进口产品，如初级金属制品等收取更少的费用，实际上是在鼓励污染产业向海外转移。关闭冶炼厂和钢铁厂，从穷国进口产品等做法让富国的数据变得更加好看，但实际上并未减少进入大气层的温室气体总量。从1990年到2008年，与出口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增长4.3%，是世界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贸易使富裕经济体将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9]

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赞成用税收来阻止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根据经济理论，对工厂和发电厂征税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政治上看，对司机和农民征税极易引起反弹，因此欧盟、美国几个州和加拿大的几个省试图迫使发电厂和工厂为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付费。但在全球化经济中，对排放温室气体的工厂征税并不简单。如果税收过高，工厂将安装燃料使用率更高的设备，但消费者不得不为此支付额外的费用，这样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从不对温室气体征收排放税的国家进口的商品。与水泥相比，长途运输水泥的成本更高，因此对水泥厂征收排放税对贸易的影响不大。但在生产铝的过程中，电力成本占很大比重，如果排放税导致电价上升，那么平衡就有可能被打破，从而有利于铝锭和铝坯的进口。^[10]

在与全球化相关的温室气体中，制成品贸易只是其中一个来源。到20世纪第二个10年，每年农民生产的卡路里中超过1/5被交易——大多数是以大豆、玉米、棉花等农作物榨成的油的形式。农产品出口份额最大的是在欧盟内部，但同时智利向中国输出了大量车厘子（2018年到2019年出口了166304吨）和李子（76784吨），而墨西哥在加拿大和日本迅速开拓了牛油果市场。阿拉斯加的海鲜经销商将新打捞的珍宝蟹（Dungeness crab）空运到中国，在那里，蟹肉被从蟹壳中取出并包装，最后卖给美国的顾客。波音747将从纳米比亚捕获的鱼运到西班牙的萨拉戈萨，萨拉戈萨鱼类加工和经销商卡拉德罗公司会将这些鱼切片，然后销往西班牙各大超市。^[11]

人们为建立棕榈树种植园和养牛场而大量砍伐森林，是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将食物运输到很多英里外的地方也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批评大型企业和长途运输破坏了自给自足的本地经济。如今，气候变化加剧了人们的忧虑。1994年，英国的一个名为“可持续的农业、食物和环境联盟”的环保团体公开了一份报告，通过引进“食物里程”的概念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衡量进口食品真实成本的方法。该报告称食物的长途运输会浪费能源和食物，它虽然使大型超市受益，但也加重了污染。该组织声称，从当地农场直接购买食物，以减少运输食物的里程数，这比购买进口食品更能保护环境。^[12]

“食物里程”引起了不断蔓延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共鸣。有一种论断是正确的，即售价无法反映进口食物的真实成本，因为消费者不必为它们引起的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等在内的环境问题支付费用。但是，购买当地生产的食物对环境更有好处的主张并不一定正确。由于英国农民习惯于购买工厂生产的浓缩食品来喂养牲畜，而不是在草地上放养牲畜，因此英国农民每生产1吨羊肉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多达新西兰的4倍。同时，比起购买国内产品，英国从新西兰进口奶粉会使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一半以上。类似地，英国的一份研究发现，比起在国内种植小麦，从美国经海路进口相同重量的有机小麦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空气污染。这份研究指出，减少食物里程并不一定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本地的小规模食物生产者的能源效率很可能低于大规模生产者，而且也可能降低分销系统的能源效率。单就环境保护而言，有时在全球范围内购买产品的效果更好。^[13]

喝葡萄酒的人都知道，最贵的法国葡萄酒的酒标上会有“Mis en bouteille au château”的字样。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瓶葡萄酒是在葡萄种植和发酵的酒庄内灌装装瓶的，这等于在承诺这是最纯净、品质最高的酒。葡萄酒专家可能不会认可该标签的重要性。但毋庸置疑的是，相比在酒庄装瓶后再将葡萄酒运到经销点，用不锈钢酒桶将葡萄酒运到经销点附近再装瓶，可以少排放约40％的温室气体。^[14]

减少运输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重中之重。2007年，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1/10，而且在其他类型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占很大比重。卡车发动机是主要来源，国际远洋运输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国际航空运输占1％至2％。货物运输的排放量比发电和制造业少得多，但它与后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发电厂和重污染工厂无法移动，难以隐藏，且明确受某个政府管辖；船舶和飞机则通常为一国居民所有，在另一个国家注册，又在与船东所在国或船籍国无关的国家之间航行，所以不易受到监管。2012年，欧盟要求航空公司为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飞或降落的航班购买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其他国家强烈反对，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协议，最后该要求只应用于全程在欧盟境内飞行的航班。

航空运输在第三波全球化中蓬勃发展。2017年的货物吨公里数（衡量货物运输的最佳标准）是1987年的5倍，这主要得益于空运费用下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空运运费平均每年下降2％以上。如果按运输量衡量，2017年空运的运输量只占国际贸易总量的一小部分。但如果按价值衡量，飞机运载的进出口货物价值，如从美国运往上海的半导体，从肯尼亚运往阿姆斯特丹的玫瑰花，占总价值的1/3。虽然新型喷气式飞机每吨公里消耗的燃料少于老式飞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飞机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慢。耗油量大的老式飞机被移除座位，改造成货机后，仍能使用数十年。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使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努力变得徒劳无功。^[15]

海运也有类似的问题。大多数远洋船舶燃烧的是低级石油，这种油是原油提炼成汽油、航空燃油和其他高价值产品后剩下的。由于这种油被储存在引擎的油箱或燃料舱中，因此通常被称为“船用燃料油”。船用燃料油往往会造成重度污染而且有毒，但价格低廉。远洋船舶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受各国污染防治法管辖的国际水域航行，因此船东没有动力使用更清洁但价格更高的燃料。不过，减少燃料的使用符合航运公司及其客户的利益，因为燃料成本通常在船舶运营费用中占很大比例。2007年左右，当船东为了节省燃料而降低航速时，托运人并未反对。与此同时，航运公司开始购置每吨公里消耗更少燃料的新船——至少在船舶满载时是这样的。托运人，尤其是那些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商家，一直承受着使自己的供应链更加环保的压力。现在，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夸耀，他们运输一个集装箱或一吨小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然而，远洋运输的总排放量是否在下降？这个问题尚有争议，因为总运输量仍在增加。^[16]

联合国下属机构国际海事组织松散地监督着世界海洋运输业。国际海事组织在共识的基础上运作，因此没有迅速采取行动。但个别国家通过了一些可能对国际海运造成影响的环境法后，它感到了压力，认为应该采取行动。2005年，国际海事组织颁布新规，限制船舶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并规定了船舶燃料中硫含量的上限，目的是控制造成酸雨的化学物质二氧化硫的排放。6年后，国际海事组织规定所有新船必须采取节能设计。2008年，该机构公布了一项战略，计划到205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到2008年一半的水准。虽然这些举措的影响没有马上显现，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必然会增加运输成本。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要求，从2020年起，预计约有11万艘船将只能燃烧低硫燃料。但要满足这一要求，炼油厂必须更新设备，而这估计会使每年的海运成本增加600亿美元。^[17]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环境压力给全球化蒙上了阴影。虽然个别国家的环保政策有所反复，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严格。高收入国家采取行动，逐步淘汰火电厂，补贴电动汽车，减少运往焚化炉或堆填区的垃圾数量。不久前还对环境问题置若罔闻的发展中国家突然发现，刚刚富裕起来的国民不愿意再容忍污水和被污染的空气，不再将它们看作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代价。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都严格限制从富裕经济体进口垃圾。甚至连一些更加贫穷的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也禁止使用无处不在的塑料袋，这些塑料袋会堵塞水道，或悬挂在树枝上。此外，对燃料和排放温室气体征收更重的税，可以使货运成本成为重要的事前考量因素，而不是等到事后才被人想起。^[18]

最重要的或许是投资者和消费者都要求企业披露它们为使自身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做了哪些努力。随着企业在生产和运输的决策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成本，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和潜在成本可能远远超出企业财务人员当初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