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至2008年，经过两波全球化之后，世界贸易总量的增长率是世界经济总量增长率的3倍。外国商品在20世纪40年代还十分罕见，但到了21世纪初，就变得随处可见。商品出口占全球经济产出的1/4以上，装满家具、塑料树脂和车灯的40英尺集装箱数量以无人能预见的速度迅速增加——60年前，谁能想得到，每天竟然有数万辆卡车，载着装满汽车零部件的集装箱，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和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之间穿行？如今，大众已经知道，许多受欢迎的“国产”商品其实是在海外制造的，电话里彬彬有礼的有线电视公司客服人员可能身在波兰或菲律宾。大型制造商争先兼并国外的竞争对手，银行纷纷在高管们所知甚少的国家开设分行，沃尔玛、家乐福和乐购等零售商在世界各地开店，而且坚信单凭自身的规模就能保证这些新店赢利。2007年，为取得外国企业所有权而输出的跨境资金，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3万亿美元。30年前，当欠发达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时，银行对外国人的贷款规模约1万亿美元，如今则达到了惊人的30万亿美元。
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第二波全球化，主要是在富裕经济体之间展开。较贫穷的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受益不大，只是扮演着为富裕国家提供原材料并购买其出口商品的角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1985年的人均收入并不比1955年时高多少。除了少数经济精英，这些地区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带来的是剥削，而非繁荣。
但第三波全球化确实给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些地区带来了经济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曾经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如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已经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国。到20世纪末，许多国家已摆脱了对价格起伏巨大的矿产品和农产品出口的依赖，制成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80％以上。
虽然人们常常指责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和严重的生态破坏——这些指责并非无的放矢——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的工资迅速提高了当地人的卫生、教育和生活水准。即使是偏远山村的消费者，也有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可供选择，而且价格低于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保护性产业迅速实现现代化，并更快地将新技术引入市场。例如，肯尼亚的许多农民还无法获得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但已经可以用中国制造的手机开通电子银行了。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标准，第三波全球化开始时，全世界超过1/3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20年后，这一比例下降了一半以上。经济学家乔瓦尼·费代里科和安东尼奥·特纳·洪吉托总结道：“2007年的世界比一个世纪以前更加开放，人们通过贸易获得的收益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有大幅提升。”[1]
然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国际贸易崩溃了。国际贸易的崩溃既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原因，也是其导致的结果。
这场2007年年底开始的经济衰退源于美国房价下跌，这是美国多年来过度建房，以及金融机构欺诈性地向缺乏还款能力的购房者提供次级抵押贷款的结果。金融机构调低了初始利率，许多原本资质不足的借款人因而获得了贷款。但三四年后利率急剧上升，他们再也无力偿还月供了。一些金融机构甚至向无法提供能够证明自身收入和财产的书面资料的借款人发放贷款，而绝大多数这样的借款人都没有其所声称的收入。借贷的银行又将这些抵押贷款打包成能够使投资人获得高额收益率的证券。但是，如果大量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这些证券就会变得一文不值。2007年6月，由于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基金无法兑付。这个消息使投资者竞相撤回资金，因为他们不确定当前风险的性质，以及风险有多大。他们试图将资金转移到他们能找到的最安全的投资渠道。国债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2]
全球化使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到世界各地。一些银行和企业习惯性地通过还款期限为数日或数月的短期贷款维持资金周转，但当贷款方突然拒绝续借时，它们不得不四处筹集资金。许多外国银行（尤其是西欧银行）参与了美国住宅抵押贷款的投机活动。随着金融市场停摆，美国和欧洲的主要金融机构纷纷倒下。2007年，贷款唾手可得，甚至连一些信用极低的人都能轻易申请到贷款。但到了2009年，贷款几乎冻结，因为贷款方无力放款，而大部分零售商、制造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早在几年前就已背上了大笔低息贷款，负担过重无法借贷。短短2年间，美国就有近200万个建筑岗位消失。到了2009年10月，每10个工人中就有1人失业。在大西洋彼岸的西班牙——那里的房产泡沫更大——近1/5的成年人面临失业。房价下跌使数千万借款人的债务超过了其所持房屋的价值，为偿还贷款他们不得不削减开支。
美国进口的商品远多于其他任何国家，而随着2009年美国减少进口，各地的制造商纷纷减产和裁员，而工人们也反过来缩减自己的开支。德国、法国、智利、委内瑞拉、马来西亚和南非陷入了经济衰退，韩国和菲律宾也险些加入它们的行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时，国际贸易规模总是会下降，但次贷危机和随后发生的欧债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空前的。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104个向世界贸易组织上报数据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额都下降了，没有例外。更重要的是，贸易下降的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工业生产。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些国家拥有实力强大的银行、健康的房地产市场，而且完全没有参与美国的次贷投机活动，但其出口额仍然直线下降，跌幅甚至超过了处于危机中心的国家。从2008年第二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世界国际贸易总额下降了17％，这一跌幅十分惊人。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和达里亚·塔廖尼略带调侃地评论道：“事实证明，‘可推迟的’商品占了国际贸易的大头。”人们收入下降，不安全感增加，“可推迟的”贸易都被搁置了。2009年，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银行开始统计世界总产出量以来，这个数据在2009年首次出现了下滑。[3]
贸易大崩溃的背后是什么？得益于国际价值链的延伸，贸易额的增长连年超过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如今，这一切突然被颠覆。当一家美国工厂取消购买德国的机器，德国的出口量连同德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部件的数目都会减少，而这些部件又依赖于其他地方的零件或原材料。每取消一笔订单，就会导致五六项乃至十几项已经事先安排好的国际交易被取消。出口和进口的区别不再那么严格，二者的关联性越来越大，一方急剧下降时另一方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以日本为例，2009年4月至9月，日本的出口比前一年减少了36%，进口下跌了40%，令人震惊。日本没有次贷危机，银行体系也算不上脆弱，但由于该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断裂，日本陷入了比其他任何大型经济体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4]
全球化经济的高效率现在成了它自身的敌人。在准时制物流系统（just-in-time logistics system）下，从买家改变主意到整条价值链被切断，当中的时间间隔变得极短。如果台灯在欧洲的销量下降，零售商的数据系统可以在短短几天内发现这一趋势，零售商就会尽可能减少库存，发邮件让中国的台灯厂家延迟发货。中国的厂家也会向它们的电线和搪瓷供应商发出同样的通知，后者继而会减少铜线和二氧化钛的采购量。在准时制经济中，没有人愿意将不能在短时间内卖出的货物堆在仓库里。但是，一个多元化经营的零售商做出的一个相对较小的调整，最终可能导致一家专门制造台灯开关和灯泡的厂家不得不做出大幅调整。全球一半的工厂紧急减产，并裁掉不需要的工人。
全球运输体系立即受到影响。航空货运量大幅下降。美国铁路集装箱运量——集装箱装的主要是进口货物——的降幅创历史之最。对于集装箱运输业史来说，2009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越洋运输的集装箱数量减少了1/4。运费暴跌，收益甚至不足以覆盖燃料费用，500多艘集装箱船停止运营。马士基航运公司在一年内损失了20多亿美元，它的竞争对手同样损失惨重。
过去的几十年里，进口和出口的低迷期都较短暂，进出口贸易的上升曲线表明国际贸易的增长率总会回归其长期趋势。经济学家们据此判断，2009年的贸易衰退也会以类似的方式结束。他们认为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焦虑的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疲软，因此他们预计，如果欧洲、北美和亚洲各国政府能齐心协力重振经济，雇主和消费者就有可能重拾信心，工人可以重返岗位，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也会复苏。预期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虽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无力偿还从欧洲银行借来的贷款，导致欧洲的经济持续低迷，但减税、紧急支出计划和利率几乎降至零等一系列措施终于使经济恢复增长。然而预期的后半部分与现实差距巨大，进口并没有恢复之前的增长趋势。以世界经济规模衡量的商品贸易经历了2009年的大幅衰退后，在2010年和2011年有所起色，但随后再度下滑。到2017年，贸易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不及十几年前。
单从数字的角度看，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势头便很难维持。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数百位制造商关闭了它们在高收入国家开设的工厂，将生产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它们或是从自己的工厂出口货物，或是从其他企业旗下的工厂采购货物。凭借一系列重要的贸易协定，北美和欧洲各自创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后者的规模更大），中国、越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制造商纷纷组织跨国生产线。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还通过双边协议降低了彼此之间商品乃至服务进口的门槛，比如2006年的土耳其和摩洛哥、2008年的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以及2009年的美国和秘鲁。每项协议都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www.xing528.com)
但到经济大衰退结束时，欧洲、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制造业外流势头逐渐减弱，自由贸易协议的效果也逐渐弱化。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墨西哥商品自由进入美国市场，从那时起到2008年10月，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增长了4.5倍。但此后10年间的增长还不到1倍。与此类似，从2002年——这一年12个国家决定以欧元为本国货币——到2008年，欧盟内部的贸易额每年约增长6%，但2008年之后的年增长率仅为2%，而且大部分工厂的生产已经被转移到中国、印度、墨西哥或其他发展中国家，这能为制造商节省更多的生产成本。留在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以高端制造业为主，它们的自动化程度较高，有大量技术机密，对政府采购的规定敏感，无法转移到那些法律体系薄弱、难以保护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国家。大量制造业工作转移到低收入国家，这一度有力地推动了贸易，但全球化的这个阶段已告终结。[5]
价值链在过去20年间实现了全球化，如今却受到疲软的贸易增长拖累。衡量价值链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是，一个国家的出口总值中有多少是在另一个国家生产的。就整个世界而言，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计算）到2008年间几乎增加了2倍。2008年，通过价值链生产的商品的贸易额占世界经济总产出的近1/5，远超完全在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的贸易额。但到了2009年，出口商品中的国外附加值占比陡降，虽然次年有所回升，但此后一直缓慢下降。这是多年来制造商第一次减少对国外进口产品的依赖，商品的价值更多地在国内被创造。[6]
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都在推动增加国内附加值，其中当数中国的势头最劲。早在几十万中国工人用进口零部件组装3G版苹果手机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对国内附加值在快速增长的出口额中占比极低的现象忧心忡忡。当21世纪初中国正在协商加入WTO时，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价值就已经占其出口制成品总值的一半。除却劳动力，中国几乎没有创造附加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91%的出口价值是在日本国内创造的。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创造的价值更少。中国在2000年出口了590亿美元的电子和光学产品，其中只有160亿美元是由中国工人和供应商创造的，其余价值来自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美国、韩国等。中国的对外贸易以来料加工贸易为主，即制造商输入外国制造的产品，利用廉价劳动力加以组装或包装，再将成品出口。虽然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着外国市场，但它们都贴着外国品牌的商标。更高薪的工作和大部分利润都在海外。
为了增加贸易附加值，政府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好比一根非常诱人的胡萝卜，但外国企业为了在这个市场中销售产品，必须将更尖端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或者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共享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中近2/3的份额来自国内。随着中国开始出口海尔冰箱和联想电脑而非白牌的零部件，来料加工贸易的规模从2008年左右开始大幅减少。这激怒了其他国家，因为低收入的装配工作已经转移到亚洲，这些国家担心飞机和电动汽车的生产也会步其后尘。2018年苹果公司推出第十代苹果手机（iPhone X）时，中国的附加值占售价的10.4%——9年前的3G版苹果手机中仅占1.3%。中国的零部件出口额则从2007年占经济总产出的1/3以上降到2019年的仅仅1/6，这表明价值链中的更多环节被转移到中国，需要跨境进出中国的零部件越来越少。[7]
中国的经济规模如此之大，它促使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增加产品附加值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在认定新能源汽车值得政府资助并将该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后，中国中央和省级政府在2009年至2017年间给电动车的补贴约为59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同一时期电动车销售额的42%。汽车制造商获得了一部分补贴，还有一部分则通过免除电动车的车辆购置税等方式使消费者受益。除了补贴和税收减免，中国政府还对进口汽车设置了25%的关税，以此来吸引外国公司在中国国内生产电动车，但它们必须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分享技术。虽然欧洲国家、美国、日本和韩国也为电动车提供补贴，但力度远不及中国。[8]
类似的福利诱惑和严控政策也被用于其他行业。这些政策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还让它能够出口与美国、欧盟和日本同类型的产品。中国的经济政策卓有成效地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经济体系。在中国投身全球化的1991年至2013年间，其经济以每年至少7.5％的幅度增长。到2013年，中国的经济产出达到1991年的6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补贴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在补贴下迅速发展的中国工业造成全球许多产品产能过剩，利润随之减少。为了让工厂生存下去并避免工人失业，中国政府不得不继续提供补贴。虽然金额难以核实，但应该相当可观。有人估算，2017年中国为国内企业提供了430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另一项研究发现，2018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其获得的补贴金额高达1540亿元，考虑到还有许多公司并未上市，所以总的补贴金额仍然未知。许多补贴的受益者，比如汽车制造商，要在中国或海外市场上与外国企业竞争，这些补贴无疑为其带来了优势。[9]
虽然其他国家批评中国的补贴严重影响了21世纪头10年的贸易流动，但它们也要受到同样的指责。经济学家一直有一个共识，即国际贸易模式反映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会出口自身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和服务，其他的会依赖进口。然而，只有当贸易模式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时，这样的贸易模式才有可能实现。在一个商品和服务流动成本低、限制少的世界里，相较于比较优势，补贴更能决定什么商品在哪里生产，以及谁能从中获利。在第三波和第四波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货运和通信成本极低，补贴对国际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向制造商提供了一定的免税期、临时的低息贷款或其他激励措施，期待它们为本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激励措施确实能够吸引外国公司。例如，新的出口政策促使外国汽车制造商将南非视为出口大本营，南非的汽车出口额从开始实行税收激励政策的1996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10年后的近25亿美元。[10]
富裕经济体同样如此。2017年，丹麦做出惊人举动，为促进企业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而将其国民总收入的1.5%用作工业补贴。同年，整个欧盟的工业补贴总额——不包括对铁路和农业的补贴——达到了1160亿欧元。从2005年到2015年，加拿大几个大省的企业每年可以获得人均700至1200加元的补贴。加拿大主要是通过税收减免来降低农民或制造商的成本，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每年投入约700亿美元来资助那些承诺保障就业的企业。2012年，亚拉巴马州为空中客车公司提供了1.58亿美元，吸引它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开设工厂。而在3年前，南卡罗来纳州已经向空中客车公司的美国对手波音公司提供了9亿美元，以说服其在查尔斯顿附近组装喷气式飞机——刚好赶在华盛顿州用87亿美元吸引波音公司在西雅图附近生产波音777客机之前。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如大众、戴姆勒和宝马等，都获得了大笔激励，纷纷在美国东南部开设装配厂，并从那里出口汽车，而这些汽车曾经在欧洲或墨西哥生产。中国台湾的制造商富士康也可能在这股疯狂的补贴潮中受益。威斯康星州许诺为其提供高达40多亿美元的补贴，以换取其在该州投资设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液晶显示器生产厂。这项生产计划被认为是富士康将它的电子产品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的前奏。但这个计划流产了，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或许不会乐意在富士康工厂从事枯燥的流水线工作。[11]
对于制造商来说，现金补贴并不是其决定在哪里开设工厂的唯一原因。印度要求太阳能电池及模组必须在国内生产。印度尼西亚要求智能手机中必须有本地成分。俄罗斯要求国有企业购买国内商品和服务，除非它们的成本远高于进口品。在美国，虽然政府不应该在企业中“挑选赢家和输家”已经成为某种信条，但受联邦政府资助的中转车必须在国内组装（不过很多零部件是进口的），一家餐具制造商在2019年说服国会，军队餐厅应该只购买美国制造的叉子和勺子。国际贸易组织发现，技术壁垒的数量激增，例如，精心制定的产品标准明显对进口商不利。这样的标准在2007年有27项，短短9年后就增加到了449项。
这些诱惑和规定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决定，包括在哪里投资、如何组织全球价值链等。2006年，欧洲央行调查了44家总部位于欧洲的跨国公司，发现工业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产地销售成品，这一趋势必然会弱化进出口的重要性。欧洲央行报告称：“在当地市场采购并生产，正在取代更早的贸易流动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增速一直快于世界经济增速，但这一长期趋势现已告终。[12]
贸易增长疲软并非全球化脱离正轨的唯一信号。曾经雄心勃勃地闯进国外市场的投资者现在已经撤回资金。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2008年达到顶峰，到了2018年，其规模甚至低于18年前的水平。跨国并购的数量也直线下降，金融业的降幅尤其显著。银行失去了在世界各地设立分行的热情，越来越严苛的法规使其更难获得利润。跨境贷款在2008年年初之后出现收缩，此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国际债券市场不再增长。国际零售商在付出高昂代价后才意识到，针对一个国家的销售策略对另一个国家很可能不起作用，于是它们开始撤出海外市场。从各方面来看，全球化似乎已经过了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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