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价值链下的商业战略

在硅谷的一处商务花园里，一个工程师团队设计了一款智能手机。而欧洲和亚洲研发中心的同事们，则通过电脑以及即时通信软件和视频软件与他们一同工作。完成设计后，研究人员的美国雇主用一笔象征性费用将设计的所有权转让给设在爱尔兰的子公司。爱尔兰子公司将制造外包给一家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台湾制造商，后者分别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订购显示屏、芯片、摄像头和耳机。随后，中国大陆的工厂按照指示将零件组装起来，并将成品运回设计该产品的硅谷公司。最后，这款手机以该公司的品牌在多个国家销售。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该手机的产地应如何标示？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产地是哪里这个问题还是很容易回答的。大多数制成品都是由一家公司的员工设计并在同一家公司的工厂中生产，部件主要由公司内部或附近的工厂制造。虽然硅谷的高科技制造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焊接电路板和组装电脑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外包，但这些工作几乎都移交给了附近的小公司。即使希捷公司知道在低工资水平国家制造电脑硬盘的成本会更低，但它还是选择让其在新加坡开设的工厂来完成这些工作。客户在购买尼康、柯达或徕卡相机时，同样会选择几乎完全由日本、美国或德国设计并制造的产品。商品的产销地一目了然，从德国工厂运往法国经销商的徕卡相机会被登记为法国进口、德国出口商品。

产地变得难以界定，是第三波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两个较早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多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多年里，国家间的贸易壁垒逐渐瓦解，发展贸易和促进投资被视为国家的工作。每年的商品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一国公民在其他国家拥有多少资产，都成了评判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成功与否的标准。企业被视为像公民一样的个体，如果一家企业发展得好，那么人们普遍认为它的国家也会受益。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十分不同的特点。制造商和零售商使供应链进一步扩张。得益于集装箱船和空运的发展，智能手机设计公司可以在能够提供最优惠价格或最高品质的地区生产天线、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接收器和塑料外壳，然后以极低的成本将这些部件运到组装工厂。部件每跨越一次国界，就需要做一次货物进出口登记。当组装工厂将成品运往国外时，又需要再做一次登记。因此从表面上看，通信设备的贸易量迅速增长。另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是，非物质性的投入同样占了手机价值中的很大一部分，比如整部手机的设计、手机内部每个半导体的设计，以及使手机能够发送信息和拍照的各种软件的开发等。虽然智能手机被归入货物贸易的范畴，但它的很大一部分价值与货物贸易无关。实际上，制造智能手机过程中的一系列交易，与其说构成了一条供应链，倒不如说形成了一条价值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区别不仅仅是名字。供应链主要涉及两种商业关系：一是投资，企业会建立或购买资产，如工厂、种植园或整个公司，以掌握关键产品的供应；二是贸易，公司会在国际或国内的市场交易中，购入其他公司的商品或服务。一家公司的国际贸易与它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有直接关系。一家美国服装公司可能会将棉布出口到其在中美洲开设的缝纫厂，然后将成品服装运回美国销售。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第二波全球化期间，跨国公司会在自己想要投资的国家自主经营工厂、矿山或发电厂。它们可能从当地供应商那里购买了部分物资，但生产技术和主要的供应都来自其在国内的设施。

相反，价值链可能需要各家公司建立更复杂的联系，包括技术的授权使用，创办合资公司，合作开发，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一家公司持有另一家公司少量所有权权益的投资等。制造商不必开设自己的工厂，航空公司也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的飞机。这两个行业的许多公司只须专注业务的某些方面，比如设计和推销新产品，或为航空旅客提供独特的体验，再通过合同将其他事务交由其他公司处理。一家公司是否持有其价值链上其他公司的股权，取决于该公司的商业战略。201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些在国际服装业和鞋业的龙头企业，平均每完成10亿美元销售额就需要与其他实体建立多达25种关系，而其他企业几乎没有这样的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很少以生产商品为中心。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如果生产过程包括像装配这样的低价值工作，那么构建价值链的企业更愿意从外部实体那里购买产品，而不是自己投资或者建立合资企业。^[1]

价值链的最大经济效益是专业化。拖拉机制造商可以专注于拖拉机的设计、组装和销售，并指导农民如何使用拖拉机。但制造拖拉机发动机需要的技术和知识与组装拖拉机不同，所以对于拖拉机制造商来说，从专业厂家那里购买发动机比自行设计和制造更加可行。反之，发动机制造商可能会觉得依赖金属加工公司十分明智，因为这些公司专业制造凸轮轴。同样，制造凸轮轴的工厂也没有理由自己炼制钢铁。价值链上的每家公司都为全球市场大量生产某一类产品，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不再小规模地制造一系列拖拉机零部件。

不过，制造商在价值链中的价值大部分并非通过在车间冲压金属和组装部件来实现。每家拖拉机公司都雇用了工程师和外部工程顾问来生产产品，比如选定最适合用来制造凸轮轴的钢材并设计出最适合发动机的凸轮轴。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随着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制成品生产中一半的附加值来自服务。这些服务大多是外包的，制造商需要从信息技术咨询公司、物流公司或广告公司那里购买。但到了2015年，每10个富裕经济体的制造业工人中就有4人从事服务工作，而非实际生产工作。

在一个商业围绕着价值链组织起来的世界里，关于贸易的传统思维变得落伍了。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钢铁厂而提高关税，那么它同时也会增加国内凸轮轴制造商的钢材成本。发动机制造商则会转而从钢材和凸轮轴价格都较低的国家那里购买这些关键商品。它们别无选择，因为它们自己的客户拖拉机制造商，并不会花更高的价钱购买用更贵的钢材制成的发动机。一旦贸易壁垒影响到价值链的任一环节，部分甚至所有环节就都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价值链的每个参与者都在努力保持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些变化严重影响了21世纪公众对国际经济的理解。它们重新定义了跨国公司，比如计算机巨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塞缪尔·帕米萨诺（Samuel Palmisano）在2006年曾说：“国界对企业的想法或行为的限制越来越少。”它们也推翻了一些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正确的假设，比如，贸易必然与制造产品或种植作物的地方有关系。而且事实证明，服务可以像货物一样轻易地跨境运输，审核采购订单或处理保险索赔的工人同样很容易失业，与转移袜子厂的针织工或摩托车厂的装配工一样，他们的工作也可能被转移到海外。价值链的扩张也意味着，进出口额、贸易顺差、贸易逆差等传统统计数字几乎不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工人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的社区的繁荣程度。^[2]

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了他的比较优势论，用英国向葡萄牙出口布匹和葡萄牙向英国出口葡萄酒来说明为什么贸易能让两个国家都获利。英国的布匹被认为是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产物，就如葡萄酒是由葡萄牙的资本和劳动力创造的一样。不管是李嘉图，还是他反对的重商主义者，都认为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有国家的参与。但事实上，大多数进出口贸易发生在两国的私人组织之间，这并不符合李嘉图的分析。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经济学家大多仍从李嘉图的角度看待贸易。一家20世纪的石油公司，即使它控制了上下游的每个环节，从油井到油轮，再到远离石油开采地的加油站，人们还是能够轻易地回答它的石油在哪里开采，又是在哪里提炼的。

不过，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出现，贸易与企业的关系比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20世纪第二个10年，本田汽车公司在英国斯温顿开设的工厂有2条高速运转的流水线，每开动一次需要消耗1万个集装箱的零部件，其中3/4的零部件来自欧洲各地的零部件工厂。这些工厂在很多情况下依赖从其他地方进口的零件。据说在从斯温顿出口到美国的本田思域车中，约20%的零部件来自英国，20%来自日本，20%来自北美，而变速器来自印度。它显然不应被称为一辆日本车。^[3]

价值链主要由大型企业构成，小型企业在其中只扮演次要角色。这些大多将总部设在北欧、北美、日本、韩国或中国的大企业，决定了在哪里生产部件和成品，在哪里购买服务，从哪个国家进口或向哪个国家出口哪些产品，以及什么时候可以与外部企业合作，而非直接投资建厂、收购经销商或与某家客户合并。企业选择在哪里为其产品增加价值往往与特定国家或城市既有的优势和劣势没什么关系。由于有了集装箱运输和空运，靠近港口——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主要优势——对于制造商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21世纪的企业不再将附近有麦田、矿山或天然气管道视为必要条件，而且许多国家的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即使是贫穷的经济体也能提供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当企业总部决定如何布局价值链时，决定由谁在哪里制造什么的关键因素往往是政府的支持。

只有很少数企业真正实现了全球化。2007年，美国顶尖的1％的企业的对外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82%，是排在它们之后的1%的企业的15倍。这些规模庞大的贸易商通常经营数十种不同的产品，直接从18个国家的公司进口——这些公司又需要从其他地方进口——并向31个国家出口。这些世界级企业的生产率远高于其他企业，因此更容易扩张。进出口对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的影响同样显著。一项对加拿大制造商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那些曾经构成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的企业，一旦停止进口或出口，或同时停止进出口，其生产率就会立即下降。一个想要成长、想要增加利润的成功企业，只能选择全球化。^[4](www.xing528.com)

李嘉图及其后几代经济学家都认为，一国应出口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他产品。但随着价值链的扩张，全球化企业甚至能在一些本没有明显优势的地方创造出比较优势。例如，英特尔公司在1996年宣布，它将在哥斯达黎加组装和测试微处理器。英特尔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由于哥斯达黎加有对其有利的税法，有不利于工会的“亲商环境”，而且英特尔希望能在不同国家设立工厂。就自身条件而言，这个中美洲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更适合制造半导体。英特尔的出口额很快就占到哥斯达黎加总出口额的1/5，而且还帮助该国培养起了一批技术精湛的劳动力。2014年，当英特尔将微处理器组装业务转移到亚洲时，哥斯达黎加的工厂被改为英特尔的工程和设计中心，大量哥斯达黎加工程师任职其中。实际上，英特尔在微处理器组装厂的大量投资，已经使这个国家在电子制造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比较优势。^[5]

企业价值链上某个国家的出口额，并不能说明该国的经济状况，因为出口产品的设计和零部件并非完全出自该国。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数字不是出口额，而是附加值。附加值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如果一家公司以8美元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以11美元的价格售出，那么附加值就是3美元，它会体现在利润、雇员薪酬和税款中。但在全球化经济中，附加值难以计算。人们只知道企业创造了价值，但不知道价值是在哪里创造的，也不知道创造的价值对工人和特定群体有怎样的影响。

本章开头讨论的那款智能手机是苹果公司的3G版苹果手机（iPhone 3G）。2009年，这款手机的制造成本估计为178.96美元。其中只有6.5美元，即总成本的3.6%流入组装该产品的中国工厂，其余的172.46美元主要流向日本、德国、韩国和美国的多家为手机提供零部件的公司。遗憾的是，追溯价值源头的尝试只能到此为止，因为根据已公开信息，我们无法知道生产摄像头模块的德国公司或者生产触摸屏的日本公司是否使用了外国供应商的产品。^[6]

但是，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并不能如实反映这款苹果手机复杂的供应关系。200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苹果手机，而苹果公司没有从美国直接向中国出口任何商品，其他美国制造商卖给中国苹果手机组装厂的零部件只有1亿美元左右。因此，这款手机的交易，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都会显示为中国对美国有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按每部手机在中国产生的附加值为6.5美元计算，那么2009年所有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苹果手机的总附加值约为7300万美元，低于从美国运往中国的零部件的价值。日本创造的苹果手机的价值将近中国的10倍，但只要这些手机是从中国运到美国的，它们就不会对日美贸易数据产生任何影响。^[7]

这还不是全部。2009年，这款苹果手机在美国的零售价为500美元。包括半导体、摄像头、天线在内的硬件，加上组装和运行手机所需的软件的总成本，仅占销售价格的1/3。另外的2/3（每部手机321美元）归苹果公司这个没有工厂的制造商所有。苹果公司需要支付广告费用和开发这款手机的工程师和设计师的工资，包括苹果直营店在内的零售商会分走一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是从中国到美国的运输费用。剩下的是苹果公司的利润（每部手机约为95美元）。这笔利润一部分用于补偿公司的设计和品牌的价值，一部分用于给股东分红。总的来说，苹果手机500美元的售价与制造成本的关系不大，而与用于设计、包装和营销的知识产权的价值的关系很大。^[8]

上面简单的计算显示了全球价值链如何使现在的进出口统计方法变得不再适用。关于苹果手机的双边商品贸易差额的计算毫无意义。虽然名义上是中国出口，但2009年美国人买到的3G版苹果手机中，日本和德国创造的价值远大于中国。计算苹果手机的服务贸易差额同样是没有意义的。苹果公司的设计团队很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工程师，他们通过互联网为苹果公司的加利福尼亚研究中心提供服务。但如果他们都是苹果公司的员工，他们和苹果公司之间的跨国交易可能就不会被计算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中了。苹果公司没有理由在意苹果手机的总开发成本中究竟有多少是由印度或爱尔兰工程师贡献的，政府的数据统计者很可能永远无法知晓。

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注意。苹果手机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逐渐增加，但销售所得大部分归苹果公司所有。虽然苹果公司的贸易活动没有为美国增加出口额，也没有为美国电子厂的工人提供工作岗位，但它为工程、市场、财务和销售人员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些人的工作看起来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关系，其中许多人并非受雇于苹果公司。据苹果公司的计算，这些人在2009年的附加值与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无关。

2004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关于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从某些角度来说，20世纪初的世界确实变得越来越“平”了。由于有了互联网，让马尼拉和孟买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处理曼彻斯特和孟菲斯的银行客户的电话，可以提高银行的成本效益。如果一个人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得到了一个诱人的工作机会或有了一只可爱的小猫，他可以立即将消息告知全世界，而成本基本为零。但说到全球化，也就是人们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世界并没有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变得那么平。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20世纪，贸易在价值链中的流动并不顺利。

毫无疑问，远距离价值链正在蓬勃发展。最初的原因一般是劳动力成本。大型工业园区很难管理，而且容易受到停工的影响，因为一旦一个地方停工，整个企业都可能陷入瘫痪。随着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企业开始寻找更小、更专业的工厂，这些工厂通常位于工会影响力较弱、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外包（即从其他厂商那里购买零部件而非自行生产）也能节约成本，同时能让制造商专注于发展自己的强项并聘请专家为其解决其他问题。这就是苹果没有自己生产3G版苹果手机的半导体和天线，而是从其他厂商那里购买的原因。外包还使一些小型企业有机会迅速扩张，使它们有可能参与全球化下的竞争，因为它们不用筹集资金建立自己的工厂，而可以与其他制造商签订合同，让它们完成实际生产工作。

但大多数制造商从未完成从国内价值链向全球价值链的跨越。21世纪初，约90%的产品从工厂直接流向国内客户，而非国外买家。换句话说，一家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主要从国内厂商那里采购商品，只有先进零部件需要依靠国外。美国经济学家特雷莎·C. 福特（Teresa C. Fort）发现，组织全球价值链并依靠其为自身提供原料和中间商品的美国工厂效率最高、产量最大。只有它们拥有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制造系统和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够协调商品在复杂的跨国生产网络中的运输。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将国内附加值最大化可能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因为与国外替代品相比，如果国内的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更高或质量更低，那么在国内增加产品价值只会让企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指出，大多数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工厂经济”与单一的“总部经济”相联系，但后者的工作——如开发产品和组织生产网络等——的报酬要高得多。^[9]正是这些网络使全球商品贸易大幅增加。价值链通常从原材料开始。美国向亚洲的纺织厂输送了数百万包棉花，巴西和澳大利亚又通过散装货船将铁矿石运到中国和韩国，后两者从铁矿石中提取铁，将铁炼成钢，又用钢制成如电风扇外壳和活塞等基本工业产品。拥挤在世界各国港口的集装箱船，装满了这些中间产品，不过它们还不是卖给消费者的成品，比如中国制造的电风扇外壳最终可能会在日本组装成电风扇，韩国制造的活塞可能被运往制造汽车发动机的美国工厂。总的来说，在21世纪的头几年，中间产品约占全球制成品进口总值的55%。全球价值链对某些行业至关紧要，比如电子、运输设备、化学品等制造业，但对其他行业则不那么重要。^[10]

尽管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但21世纪初的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回到1986年，那时全球供应链刚刚形成，美国、日本、德国和苏联的工厂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58%。25年后，苏联已经解体，中国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国，但4个国家——现在是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工厂产量还是占全球总产量的55%。全世界过半的中间产品贸易发生在欧盟内部，或欧盟与其邻国之间。少数几个国家，最著名的是韩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制造业强国，还有一些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1990年至2010年间，越南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出口额增长了20倍，印度尼西亚增长了4倍，两国都成了服装和鞋类的重要出口国。但许多国家的制造业没能繁荣起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存在感极低。这些国家经常断电，卡车运输缓慢，如塑料桶、手电筒等简单家庭用品的生产成本甚至高于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它们没有像曾经的韩国或中国那样，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制造服装和鞋子，从而迈上工业化的第一层台阶。^[11]

其中一些国家转向出口农产品，如墨西哥的鳄梨、肯尼亚的鲜花和印度尼西亚的芒果等。1985年至2017年间，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长了5.5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农业之外，还发展了工业化农业生产，并按照富裕国家的标准培育农作物，并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达标的农产品。但工业化农业生产无法像曾经的工厂一样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更无法雇用所有因为传统农业被淘汰而流离失所的农民。除了阳光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农产品的国家在种植过程中通常没有为产品增加多少价值。即使是像择菜这样需要耗费大量劳动的工作的大部分附加值都被富裕国家分走了（在外籍劳工的帮助下）。2010年，八大蔬菜出口国包括美国、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和法国等富裕经济体。

第三波全球化期间，许多行业的贸易模式更多的是按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的路线发展。例如，德国仍然是欧洲第一大汽车组装国，但德国汽车中的很多零部件来自德国以东的一些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而且进口零部件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制造商则依靠中国为其提供最简单的零部件。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厂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网络，零部件、组装好的发动机和成品车会定期跨境运输。但一些拥有重要工业部门的国家，特别是巴西和南非，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高额运输成本或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难以吸引制造商前来建立国际生产网络，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国的制造业逐渐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