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1948年开始的25年间，西欧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繁荣的经济使几乎所有人都用上了电话、冰箱和室内给排水设施，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形成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到了1969年，也就是推动欧洲共同市场形成并发展的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18年后，欧共体成员国终于取消了彼此之间的出口关税。在此期间，法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倍多，德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倍。到了1973年，德国的出口额已占其经济产出的近1/4，这一占比是1950年时的4倍，而且出口帮助德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情况与德国类似。由于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更大的市场，制造商可以利用经济规模的优势有效地提高自身的生产率。欧共体的劳动者每小时的平均产量在这些年里增加了2倍，更高的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丹麦、英国和爱尔兰这三个未被纳入自由关税区的国家，对外贸易和公民收入的增长则要慢得多，而且差距十分明显，因此它们在1971年都急于申请加入欧共体。[1]
始于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是一个转折点。急剧上升的油价掏空了消费者的钱包，企业的利润大幅减少，经济增长率直线下滑。此前20年间，西欧维持着极低的失业率，如今各个国家的失业率都在攀升。通货膨胀侵蚀了工人的购买力，曾使欧洲的私营企业和积极国家（activist state）共同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优厚的社会福利和稳定上升的生活水平的宝贵的社会市场经济，此时似乎也陷入了危机。
为了安抚选民，欧洲的领导人加大了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投入，包括住房补贴和儿童津贴。他们降低了退休年龄，理论上这将为年轻人腾出更多工作岗位。到了1980年，西欧大多数女性在61岁时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大多数男性的退休年龄则是63岁。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裁员，政府还为一些亏损工厂提供补贴。但这个策略适得其反，让“僵尸工厂”继续存活实际上损害了一些经营状况更好的竞争对手的利益。欧洲政府为支持新兴信息技术产业投入的资金，比美国或日本在这方面的投资更多，却没有发展出一家可以独立生存下去的企业。当工业补助金不足时，欧洲政府鼓励“危机卡特尔”，要求企业家们自行决定他们中的哪些工厂应该关闭，与此同时，国家会为因此失去工作的工人发放长期救济金。
但欧洲人再也无缘享受1973年前的美好时光了。长期以来的煤钢城镇已被摧毁，1978年至1981年间，每5个炼钢工人中就有1人失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4的法国年轻人和1/3的意大利青年劳动力面临失业。全欧洲有超过40%的失业工人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找到工作。1984年，欧洲共同体首脑加斯东·托恩发问：“欧洲人民怀疑欧共体是否有能力恢复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有人会觉得惊讶吗？”[2]
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生产率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快速增长，此时已经慢了下来。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感受到了生产率的下降。1963年至1973年，衡量生产率的最基本指标，即平均每个工人一小时的产出，在意大利几乎翻了一番；但在1973年至1983年间，增幅只有不到1/3。比利时的生产率增长，在从1963年到1973年的10年间为86%，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下降到37%。欧洲已经失去了活力。1984年，“欧洲硬化症”这个词进入了人们的语言体系，它是指欧洲人既不愿意让旧产业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愿意发展新产业，从而扼杀了经济增长。1985年，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赫伯特·吉尔施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说道：“这个经济体的主要成员已经变得太过僵化，因而无法做出快速且无痛的调整。”[3]
虽然《罗马条约》通过取消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税振兴了欧洲的经济，但它同时使很多其他事务完全处于各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每个国家仍然有各自的技术标准，比如来自西德的玩具只有在符合法国安全条例的情况下才能在法国销售，洗涤剂制造商可能需要按不同的配方生产不同的产品才能分别达到罗马和阿姆斯特丹的要求。运输业和服务业不包含在《罗马条约》中。该条约确实带来了许多切实的好处，但它已经到达极限。根据一项调查，90%的欧洲企业高管将尚未实现统合的欧洲视为提高效率的障碍。[4]
欧洲领导人别无他法，只能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1985年，他们同意在取消关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从希腊到爱尔兰的单一市场。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案》取消了边防哨所，运载货物和乘客的卡车和飞机可以自由往来于欧洲共同体各国之间，从兽药到客车尾气排放的所有事物均采用统一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可以到任意一个成员国工作或移民到另一个国家，他们的职业培训和大学学位在所有12个成员国都有效。评估大型企业合并造成的影响，处理船舶的污染问题，监管广播行业，以及处理数百项其他事务的责任从各国政府转移到了欧共体。为促成一个统一的欧洲，民选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自愿交出了它们的大部分主权。各企业也开始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再是多个不同的市场。[5]
北美似乎不太可能效仿欧洲的做法。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密切，1965年的一项特别协议允许美国和加拿大的汽车制造商在两国间跨境运送发动机、零部件和成品汽车而无须办理正式手续，但墨西哥要谨慎得多。19世纪，该国一半以上的领土被割让给美国。墨西哥担心遭受北方的进一步入侵，因而设置了天价关税，而且宪法明确禁止外国人投资石油工业。许多进口商品需要许可证，而如果国内有能力生产同类产品，政府很少会发放这种凭证。在墨西哥销售的新车必须在墨西哥组装，而且要求主要使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由于诸如此类的政策，若以国际标准来衡量墨西哥的制造业，它是十分落后的。位于普埃布拉的大众汽车工厂，是世界上最后一家生产老式甲壳虫（这款车在墨西哥城的出租车中占很大比例）的工厂，工人们还在做着几年前已在德国实现自动化的工作。虽然制造业自20世纪50年代起迅速扩张，但销往国外的商品很少——除了在边境工厂组装的产品。这些分布在边境的工厂利用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焊接美国的晶体管或缝制美国已剪裁的布料，然后将制成品运到北方。墨西哥拒绝加入关贸总协定，因为这将要求它降低关税。相反，它希望美国能向墨西哥的出口商品张开怀抱，且不需要墨西哥提供任何回报。1976年至1981年间任墨西哥总统的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喜欢说，贸易协定应该“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平等的国家，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平等的国家”。美国政府自然不会同意。[6]
墨西哥的进口替代政策使它的经济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发现了大量石油储备并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1977年1月上台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曾寻求与墨西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美国一直担心能源短缺并深受其困扰。它希望墨西哥能允许美国公司钻探石油，并期望更多的墨西哥原油可以降低汽油价格和通货膨胀率。然而，控制石油工业在墨西哥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墨西哥人愿意向国外借贷，用借来的钱建设油井、管道和炼油厂，但他们并不打算让外国人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些事情。他们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设法解决美墨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包括贸易和移民，但拒绝开放经济。在美国的不断敦促下，何塞·洛佩斯·波蒂略终于在1979年同意降低关税，这样墨西哥就能够加入关贸总协定。但面对墨西哥国内的反对声浪，他随后撤销了这一决定。[7]
波蒂略的决定在当时看来似乎不太重要，因为墨西哥的经济蒸蒸日上。从纽约飞往墨西哥城的航班被银行家们抢购一空，他们急于向墨西哥政府、大型私营企业和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贷款。1975年，墨西哥的外债是180亿美元，到1981年时已经达到780亿美元，此时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已经是外币的主要流入通道，但这一年它的石油产量未及预期。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墨西哥的经济泡沫破灭。何塞·洛佩斯·波蒂略的举措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他突然宣布将在墨西哥的所有美国银行国有化。由于银行持有许多公司的股份，国有化使墨西哥政府控制了墨西哥的大量私营机构。同年10月，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政府和墨西哥的外国银行家勉强拿出一套纾困方案时，比索已经贬值75%，墨西哥的经济已然瘫痪。
墨西哥的经济停滞持续了7年，工人们即使幸运地保住了工作，但也已经失去了购买力。那些借了外债的企业纷纷倒闭，因为即使其国内业务经营状况良好，但它们必须赚取更多的比索才能偿清原先的外债。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产出增长非常缓慢，但由于各企业都在不顾一切地赚取美元来还债，非石油出口在10年内翻了两番——所有能外销的东西都被出口了。所有美元都被支付给债权人，墨西哥没有多余的资金投资设备、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银行的国有化切断了墨西哥政府和工业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墨西哥的工业家们一直乐意接受政府的大力干预，只要他们能在宽松的竞争环境中赚取丰厚的利润。但如今，许多墨西哥企业高管认为，唯一能将政府踢出企业的方法是让经济对市场（包括国际贸易）开放。他们通过美墨商业联合委员会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些当时仍属异端邪说的想法，比如欢迎外国投资和消除贸易壁垒。1982年下半年上任的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一些关税税率在1984年下调了，需要许可证的进口商品越来越少。1985年，他与商界领袖共进早餐时暗示，墨西哥可能会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可能寻求机会与美国签订贸易协议。美墨随后达成的协议只包括一些规程和指导方针，其中大多数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两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向民众保证，他们并不打算推动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正在形成的那种单一市场。[8]
对于美国来说，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是其正在推进的几个项目中的一个。罗纳德·里根总统毫不掩饰他对自由放任经济的信仰。这种经济理论以自由贸易和私营企业为基础，而墨西哥只是他的政府用来向全世界传播这一理论的其中一张牌。(www.xing528.com)
最重要的是旨在重塑《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虽然《关贸总协定》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成功地多次降低了制成品的关税并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但它还有很大的漏洞。《关贸总协定》没能覆盖农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前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敏感议题。纺织品和服装的运输不受《关贸总协定》约束，高额关税和进口配额的使用在这个行业屡见不鲜。而当一个国家指责另一个国家对出口商品实施补贴或声称进口商品正在破坏国内市场时，《关贸总协定》也几乎无能为力。至于《关贸总协定》的约束力，人们已普遍将其视为纸老虎。因此，1986年9月，数十位贸易部长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召开会议，致力于填补这些漏洞，完善《关贸总协定》。[9]
这些谈判最终将涉及123个国家，但进展缓慢。因此，里根政府自行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它开始与最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就达成一项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早在1965年，美加双方就已经放开了汽车贸易，每天有数千辆卡车在安大略和密歇根的汽车厂之间运送零部件和成品车。1988年正式批准的新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迈出了一大步。双方同意取消所有商品的进口关税，放宽对商务人士出行的限制，允许一个国家的企业参与另一个国家政府采购项目的竞标，以及承诺平等对待双方的服务供应商。事实上，该协定的外交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根据一套流行的理论，贸易谈判就像骑自行车，只有不断前进，才能保持平衡，否则自行车就会倒下。美国声明，如果其他国家拒绝签署一项开放边境的大型协议，那么它将通过每次与一个国家签署一项小型协议的方式来使自由贸易保持发展势头。
墨西哥人并不想与这个庞大而强势的邻居建立如此密切的联系。他们很清楚，为美国客户组装货物的大量边境工厂并不能为墨西哥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这些工厂只雇用非技术劳动力，几乎不使用墨西哥的产品和技术，因而不可能帮助墨西哥发展出更有价值的制造业。新一届的墨西哥官员希望吸引更成熟的外国投资。但当1990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试图引起欧洲银行家和工业家对墨西哥的兴趣时，他发现自己几乎吸引不到任何投资者。东欧各国正致力于摆脱意识形态统治，寻求与西欧的合作，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有空理会墨西哥。萨利纳斯别无选择，只能让墨西哥向北美张开怀抱。他做出这个决定仅仅两年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就扩大为一份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即1992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它1700页的内容只字未提自由贸易。许多条款都是为某个国家的特定利益量身定做的，而一些欧洲正在讨论的、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并没有被摆上台面，比如让工人自由流动、发行统一货币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确取消了三国之间的贸易关税，但这要求征收更高关税的墨西哥必须比加拿大和美国削减更多的关税。然而，许多障碍仍然存在。墨西哥的卡车司机不能在美国各站点之间运输货物，反之亦然；加拿大维持乳制品进口配额不变；墨西哥的能源行业仍然禁止外国投资。但未来预期远比这些细节重要。通过保护外国投资者不受墨西哥剧烈变化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并让墨西哥商品几乎不受限制地进入北方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墨西哥走上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墨西哥不再只出口石油和由非技术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而是吸引到了跨国公司为自己带来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和最新的技术。萨利纳斯还下了一步好棋。1991年至1992年间，他下令将18家在1982年金融危机期间被国有化的银行出售给国内买家。这并不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而是墨西哥渴望加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信号。
这一前景并未受到普遍欢迎。在墨西哥，这个突然放弃独立经济的举措令人震惊。在2英亩（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坡地上种植玉米的贫困农户和使用陈旧机器的小型制造商，担心自己被来自北方的进口洪流冲走；经济民族主义者十分愤怒，因为新近被私有化的银行最终可能落入外国人手中。另一方面，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会抗议制造商将把产业链向南方转移，环保组织预见污染企业将搬迁到美墨边境靠墨西哥一侧，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主权受到了侵犯。有人在美国的主流报纸上刊登了整版的谴责声明：“蓄意破坏！对美国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法规（的蓄意破坏）！”1992年竞选总统的富豪兼保守派商人罗斯·佩罗预言：“你会听到巨大的抽吸声，这个国家的工作机会将被不断吸走。”1993年，克林顿总统向国会提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他所在的民主党的大多数成员都投了反对票。只有当反对派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时，国会才通过这一协定。[10]
欧洲和北美先后采取的举措使它们的贸易变得更加自由。就在北美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欧共体也扩大到15个国家，并转变为一个内部联系更为密切的团体——欧盟。欧盟的一些成员国甚至希望用统一的欧洲货币取代本国货币。尽管政策上的争吵和对布鲁塞尔官僚作风的抱怨无休无止，但一个统一的欧洲所能带来的好处，仍然吸引着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国家纷纷排队等待加入。刚刚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批准的克林顿，马不停蹄地开始推动欧洲人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一次谈判是在美国和欧洲的主导下进行的。经过数周昼夜不断的讨论，一项复杂协议的大部分内容才达成共识。1994年4月，也就是埃斯特角城的谈判开始8年后，该协议被正式签署。当时的一份官方解释承认：“这场谈判让全世界的贸易官员精疲力尽。”[11]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参与国就众多议题（从削减农业补贴到推动服务贸易发展）达成一致意见。其中两项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富裕国家终于承诺对贫穷国家生产的服装打开市场，到2005年，大部分富裕国家将取消对服装和纺织品施加的进口配额，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几乎游离在世界经济之外的国家因而能够发展大规模的服装产业；与此同时，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都同意大幅削减进口商品特别是制成品的关税，大量商品甚至完全免税。在欧盟扩大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之后，乌拉圭回合的成果进一步改变了跨国公司的成本计算方式。总的来说，如今它们可以放心地在一个国家制造产品再运到另一个国家，而几乎无须担心关税会对成本造成什么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初步成形的国际供应链，此时有了向世界上更多的地区扩张的能力。[12]
事情确实是这样发展的。贸易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末，零部件贸易占国际贸易的29%，这是因为生产商会在一个国家裁剪一卷布料或蚀刻一个半导体，然后将它们运到另一个国家做进一步加工。更重要的是，1990年以后，欠发达经济体对富裕经济体的出口稳步增加。传统的贸易中心欧洲、北美和日本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两国或几个国家形成的小集团达成了大量协议，这些协议取消了关税，简化了进口手续，并移除了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其他障碍。1990年，当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第一次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时，全世界有19个这样的协议生效。到了2000年，全世界已有79个类似的协议，从4个太平洋岛国之间的温和的贸易协定，一直到加拿大和智利之间涉及贸易、国际投资、环境和竞争政策、电信和众多其他主题的雄心勃勃的协定。[13]
更低的关税，更便宜、更可靠的运输，以及不断下降的电信成本，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第三波全球化。1980年至1985年间，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全球制成品贸易停滞不前；但1985年至1990年间，以美元计算的全球贸易额翻了一番，1990年至2000年间又翻了一番；2000年至2010年间再次翻番。国际投资也触底反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型企业属于哪个国家一目了然；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企业开始具有国际化特征，比如将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放在国外，而总部的办公室里则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管理人员。[14]
然而，创建欧洲单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降低关税所产生的效果，与20世纪90年代前期设计这些措施时的预期相去甚远。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客户可以密切监督另一个国家的供应商，供应商则可以实时访问客户的库存记录，并能据此在短时间内调整生产计划。然而，尽管从理论上说，集装箱船和计算机可以让制造商和零售商将供应链延伸到几乎任何有港口和电话线的地方，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与之相反，企业的产业价值链所连接的主要是那些最富裕的经济体，以及少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后者包括中国、墨西哥、土耳其、孟加拉国、越南和少数东欧国家，它们是国际制成品市场上规模最大的生产国。其他国家则像几十年前一样，主要通过供应大宗商品的方式参与第三波全球化，同时眼看着它们低效的国内企业遭受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的巨大冲击。
然而，尽管人们都在谈论商品的自由贸易、国际投资的自由流动和国界的消失，但第三波全球化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市场现象。第三波全球化的每个关键点都是由政府塑造的，而且塑造的方式往往与各国政治领导人支持的目标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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