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援助导致的美元流失及全球债务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稳定的汇率是世界各地经济的黏合剂。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汇率开始失调，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表明各国政府无力应对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带来的压力和负担——但金融全球化势不可挡，只是公众注定要付出巨大代价。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旨在尽可能降低汇率波动。这要求各国对金融部门严加管控，从而抑制资金跨境流通。许多国家的政府严格控制国内银行对外贷款，要求进口商必须取得许可才能使用宝贵的外汇，甚至明确规定出国旅行者可携带出境的现金金额。一家公司要收购另一家外国公司，可能需要收购方的政府批准资金流出海外以达成贸易，同时需要另一方政府承诺允许新的子公司将红利汇往国外。经营一家依赖进口零部件的工厂存在一定风险，因为厂家可能无法获得用于采购这些进口物品的美元或日元。跨国生意不得不面对高耸的金融壁垒。

整个汇率制度高度依赖美国。由于美国支援战后重建，又为其驻扎在西欧和日本的军队支付费用，美元最终流入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金库。使用这些美元为这些国家的进口和国际投资提供资金，不会给它们的央行带来风险，因为美国承诺，不论在什么时候它都会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但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除了一年），每年从美国流出的美元都比流入的多。回收美元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甚至不足以兑换其他国家政府和中央银行持有的所有美元。如果这些外国人都想用美元兑换黄金，黄金就会耗尽，从而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只要美元还是世界主要货币，那么就不可能不让外国人持有美元。如果美元没有过剩，就难以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正是这二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1]

在这种矛盾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逐渐崩溃。批评者希望让这一体系加速瓦解，如法国总统戴高乐为动摇美国的霸权，在1965年威胁要将法国持有的美元全部兑换成美国的黄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措施，试图遏制美元外流，比如1961年颁布的一项法律降低了美国游客在国外购买商品的免税额度，1964年出台的一项法律对美国发行的外国股票和债券征税。另外，华盛顿要求美国银行削减对外贷款。每当美国政府采取类似的举措，银行家和投资者都更加确信，固定汇率必定无法维持下去。1967年，常年的贸易赤字导致英国外汇短缺，英镑意外贬值，引发市场动荡。此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放弃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世界各国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召开紧急峰会，努力寻找稳定汇率的新方法。1972年，他们放弃努力，一致同意由市场决定货币的价值。^[2]

向浮动汇率的转变降低了严格管控国际金融的必要性。1973年，美国政府宣布，对塑造一个开放性的世界经济而言，资本的自由流通与商品的自由流通一样重要。其他国家则强烈反对。比利时财政大臣维利·德克莱克（Willy de Clercq）质问道：“这种投机行为会影响国际贸易的流动，进而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工作，这样合理吗？”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和最重要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各国向国外的投资者、银行家和企业打开大门，允许他们在国内发行股票、建立工厂或收购当地的公司，一项接一项的法规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商品贸易仍受一系列管制和复杂因素的阻碍，但货币的自由流通已经实现了。^[3]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正值中东石油出口国同意减产并要求提高油价之际。石油在世界范围内均以美元计价，随着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出口国突然发现自己持有大量美元，却不知道应当如何管理。伦敦、纽约和东京的银行家十分乐意前来帮助它们，但飙升的油价使他们自己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于是他们只好把这些石油出口国的“石油美元”输入其他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各国银行首次向拉丁美洲、东欧、非洲和亚洲的贫穷国家大量借贷。那些欠发达国家（LDC）接受了长期的低利率贷款以修建道路、水坝和工厂。它们认为这些工程可以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

在很多情况下，大银行会将一部分贷款卖给其他银行，而这些银行通常对借款人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这样，亚特兰大或杜塞尔多夫的银行的命运，只能取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雅加达的借款人是否按时还款。面向欠发达国家的贷款金额庞大，占美国银行所有贷款的1/6。与此同时，富裕国家的公司同样利用浮动汇率为自身谋利。它们借入外币，这导致全球金融变得更加复杂。1971年至1974年间，为应对大量涌入的资金，169家外国银行在欧洲主要金融中心设立了分行。正如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所言：“银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真正实现了国际化。”^[4]

银行家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他们知道如何评估商业借款人，但并没有应对汇率风险的经验。如果汇率走势与预期相反，用美元存款为意大利里拉或日元贷款提供资金的银行就可能没钱支付储户。一些在欠发达国家经营的企业，即使它们的商业战略看起来很合理，但向其借出的贷款很可能因为意外的货币贬值或进口限制而成为坏账。富裕国家的政府鼓励银行向欠发达国家借贷，因此当这些贷款使银行陷入危机时，银行家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救助。毕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设立的。花旗银行的掌门人、当时最著名的银行家沃尔特·瑞斯顿认为，银行对国际贷款轻车熟路，因此不太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此外，瑞斯顿还有一句名言：“国家不会破产。”^[5]

负责维护各国银行体系安全的银行监管者，对国外贷款十分警惕。不过，他们虽然可以监管本国银行，却无法监管国际银行。瑞士的保密法使美国政府无法审查美国银行在苏黎世的业务。而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其实并没有派驻海外的银行监管人员。没有监管者能够确保，如果借款人无力偿还一家日本银行的纽约分行的贷款，该银行位于东京的总部不会受到波及，因为美国和日本当局都无法充分了解银行的财务状况。对于银行需要多少资本（股东资金），才能确保在借款人或贸易伙伴违约的情况下仍然能偿还储户，国际上并无一致意见。在放贷的比拼中，资本不足的银行可能会削弱资金雄厚的银行的竞争力，从而引发恶性竞争，导致银行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变得脆弱。而且，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风险传递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其他国家也会受到波及。

所有这些风险在1974年春夏突然暴露在大众面前。首先，监管者发现，一家总部位于纽约市附近的中等规模的银行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因从事未经许可的外汇交易而蒙受了损失，具体金额未披露。该银行与世界各地的银行进行了数百次交易。一旦它宣布清算并倒闭，它的一些贸易伙伴可能也会破产。美国政府不得不让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继续存活下去，为其注入资金并逐步解除头寸。一个月后，一家鲜为人知的德国银行赫斯塔特银行，同样被发现规避内部管控，从事外汇交易，并蒙受了巨额损失。德国的监管者迅速勒令其关闭。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赫斯塔特银行与国外银行之间存在着大量交易，它被关闭后无法继续向其他国家的银行支付款项，这将导致这些国外银行的资金不足。赫斯塔特银行的倒闭又暴露了其他银行的问题，这些银行通过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之间转移资金来逃避各国政府的监管，使银行业变成了一场三张牌的蒙特游戏（一种经典的赌博游戏。庄家向玩家展示三张牌，然后将牌面翻转朝下，玩家为他们所认定的目标牌下注。在这种游戏中，庄家会与线人串通控制牌局，从而骗取玩家赌注）。监管者对小型银行的这些问题一无所知，人们因此开始怀疑他们对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的机构是否充分了解。(www.xing528.com)

面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北美和日本的银行监管者开始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怎样才能使跨境银行业务变得更加安全，但相关政策是一大阻力。监管人员没有合法权力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分享信息，而且每个人都希望新的标准不会对本国银行不利。最终商定的国际协议回避了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决定哪个国家对开展跨境业务的金融机构负有最终监管责任。监管人员得出结论：“不可能通过制定明确的规则来决定每个具体案例中监管责任的归属。”因此，该国际协议并未制定新的条例，以防止再次出现类似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赫斯塔特银行造成的危机。至于是否应该要求各国银行保持类似水平的股东资金，由于这个问题具有极高的政治敏锐性，所以监管委员会在1976年10月的会议上决定不再讨论这个问题。至于国际金融，仍然没有负责的机构。^[6]

银行监管者的讨论旷日持久，而涌入石油出口国并被借贷到世界各地的美元越来越多。1972年，对欠发达国家的商业贷款为170亿美元；到了198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090亿美元。银行业让人咋舌的增长速度，掩盖了其根基日益脆弱的事实。

1979年10月，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以避免美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并降低长期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率。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年期国债利率在1980年上半年是9.4%，到1981年已达到惊人的17%。鉴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美联储的举措对全世界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汽车业全面崩溃，美国迎来了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日本和欧洲也受到重创，因为随着利率上升，购买丰田和宝马汽车的美国消费者变少了。但欠发达国家才是这场波及全世界的危机最大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大量贷款基于浮动利率，它们对银行家的欠款会随着美国利率上升而增加。当波兰、乌拉圭和印尼等国试图募集新资金以偿还旧债时，它们发现当初那些热情的银行家已不再愿意向它们借款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几乎没有可用于还债的美元储备。

国际债务危机并不是首次出现，第一波全球化期间已经发生过多次。首次国际债务危机可能发生在1890年英国利率急剧上升时，这导致当时作为世界主要金融大国的英国对阿根廷的投资热情戛然而止。那时阿根廷经济萎靡，阿根廷政府的债券违约损害了其主要债权人英国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的利益，并引发了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混乱。这场危机直到英格兰银行出手援助巴林兄弟银行才告一段落。1907年的经济恐慌是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铜业板块暴跌开始的，导致了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瑞典、日本、智利等国普遍出现银行倒闭和经济低迷的现象。令人意外的是，最后施以援手的是法国央行。1914年8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现的金融危机波及50个国家，远至日本、秘鲁、印度等国，这些国家的融资和商品出口都依赖被卷入战争的欧洲国家。^[7]

第二波全球化期间，由于对跨境资金流动的限制，这种像病毒性传染病般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起初非常罕见。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中，很少有人亲身经历过金融危机。但随着跨境资金从涓涓细流发展成汹涌波涛，危机的“病毒”再次席卷而来。1981年，三大洲11个国家重新就国外贷款问题举行谈判。此后，墨西哥政府在1982年8月12日告知美国财政部，它无法支付下周一到期的3亿美元贷款，更无力偿还未来一年每月20亿美元的外债。商业银行立即停止向欠发达国家贷款。尽管巴西官员坚持说“巴西不是墨西哥”，但金融家们已经发现欠发达国家具有相似之处，这是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他们的怀疑是合理的，因为不仅巴西无力及时偿还外债，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波兰等国也一样。到1982年年底，欠发达国家共有7000多亿美元的外币债务，其中有40个国家拖欠债款。^[8]

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在这场危机中付出了极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债务国面临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营养不良和婴儿死亡率上升等问题。进口消费品从货架上消失了，工资增长率被故意维持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以压低出口产品在国外的价格。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评论道：“付出代价的主要是实际工资被削减的工人。”秘鲁和菲律宾需要再花近20年的时间才使其平均收入重新达到1982年的购买力水平。富裕国家坚持让欠发达国家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以积累足够的资金偿还外债，这意味着欠发达国家不得不在卫生、教育、住房和其他社会需求方面削减开支。即便采取这些措施，高负债国中只有韩国通过促进出口，迅速筹集了足以偿还债务的美元。而沉重的债务严重阻碍其他国家培养身体素质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从而削弱了它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并非没有道理。^[9]

在这场危机中，较富裕的经济体付出的代价更难以计算。这些国家的收入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银行因拖欠外债而陷入瘫痪，无法开展日常业务，比如帮助企业更换旧机器，建设新设施，也无法提供资金供消费者购买商品。全球最大的几家银行挣扎在破产边缘，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拯救它们。1992年，原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和金融厅前身）副相行天丰雄评论道：“风险不断从私人贷款方向公共贷款方转移。”他指出，1984年商业银行持有发展中国家62％的债务，但到1990年只占一半，其余的债务由政府或国际组织持有。1989年至1994年间，在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其他由各国政府资助的组织的帮助下，拥有1910亿美元未偿债务的18个国家，通过谈判被免除了部分或全部债务。富裕经济体纳税人的钱实际上被用来支持金融全球化。^[10]

热钱的一个影响将持续更长时间。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其货币相对于富裕经济体的货币（尤其是美元）贬值。这样的汇率使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更受欢迎，而国外的进口商品在欠发达国家则变得更加昂贵，欠发达国家因此实现了贸易顺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贸易顺差能使欠发达国家累积外汇以偿还其从外国银行借出的贷款。该组织在1985年的报告中自豪地写道：“美国从亚洲和欧洲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从1980年到1984年增加了大约80%。”又补充道：“制成品出口商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美国工人感受到了这个结果带来的影响。美国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从1980年的40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300亿美元。服装厂、制鞋厂和钢铁厂裁减了数万名工人。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的4年间，美国工厂平均每年雇用近1900万人，但在危机出现之后，就业规模再也无法恢复到这一水平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