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全球化结束的时间可以被精确地追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暗杀，那里是当时奥匈帝国属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土。经过一个月的威吓和军事调动，其他列强也为支持各自盟友而介入，战争在欧洲爆发。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蒙特利尔、多伦多和马德里的证券交易所纷纷关闭。到7月30日，由于德国和俄罗斯各自集结军队，从维也纳到巴黎都停止了交易。7月31日，随着德国军队准备入侵比利时和法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停止了所有业务。而几个小时之后，当经纪人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等待上午10点开市钟声敲响时，负责敲钟的人却被告知还要等待。
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后来写道，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当时全球各地的股票市场都已经关闭，“如果那天早上恢复营业，纽约将成为全球恐慌唯一可以发泄的市场”。但这并不是全部真相。美国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深度参与了暂停纽约证券交易的决定。他担心的是一旦开市钟声在上午10点敲响，外国人会抛售他们的股票和债券，拿回资金购买黄金，再把黄金带回欧洲作为军费使用。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一样，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是由黄金支撑的，美国的银行被要求按照官方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如果美国的黄金大量流向大洋彼岸，银行将不再有能力履行这一义务，其后果足以用“恐慌”一词来生动地形容——银行将减少贷款，企业将难以支付工人工资，美国经济将走向萧条。[1]
过去，减少1美元钞票可以购买的黄金重量，或者用白银代替黄金兑换纸币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但在金本位制下，美元与欧洲主要货币的汇率固定，因此汇率风险不复存在，外国投资大举流入美国。外资企业的产出占美国经济总产出的5％，外国人拥有纺织厂、轮胎厂约27亿美元的铁路债券，以及美国最大的企业美国钢铁公司1/4的股份。自19世纪70年代起，外国投资就改变了美国经济。唯一可以避免这些资金流失的方法就是保持金本位制，这需要暂停金融全球化。外汇交易已经停止。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将有近9个月无法重启交易。[2]
金融市场的崩溃，只是对商品和货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愿景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急剧衰退而来。当时同盟国（最初是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和协约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的主要战略目标都是破坏对方的贸易。战争刚开始，英国皇家海军就封锁了德国。开往德国的船只被扣押，驶向中立国如挪威、荷兰的船只则被迫停靠英国港口，所有可能转运德国的货物都被港口的官员没收。大部分德国商船在接下来的战争中，都被困在不来梅、汉堡或吕贝克的港口。一名英国高级海事官员后来说道，德国人“没有遇到航运问题，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出航的机会”。德国人对此做出反击，威胁要击沉每一艘开到英国的船，这明显是想通过提高船舶和货物的保险费以阻止贸易。英国、挪威和美国立即动用国家资金为船只保险，以确保贸易不受影响。[3]
英国凭借自身的地理位置和规模更大的海军占据了上风。最初几个月，英国并没有彻底封锁住德国。德国的纺织厂仍能够通过当时保持中立的美国和瑞典进口澳大利亚的羊毛，而美国也坚持它从德国进口纺织染料的权利。但到了1915年，英国的封锁战略极大限制了这个欧洲第二大贸易国的商业往来，而与俄国的战争甚至使德国无法从东方进口粮食。英国还进一步强化了封锁，威胁将停止向一些北欧国家输送煤炭，除非他们不再向德国出口粮食和铁矿石。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德国从1913年到1917年的对外贸易量下降了近3/4。[4]
甚至在远离西线血腥战壕的地方都能感受到缺乏商船带来的影响。1914年夏，英国控制了世界近半的远洋航运。英国的轮船公司，如最大的蒸汽机船运营商半岛东方航运公司（Peninsular & Oriental）和在东南亚各地间运载货物和乘客的中国航运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mpany，今天的太古轮船公司），均在亚洲的国际贸易中占据非常大的份额。英国政府出于军事需求征用了这些公司的许多船只，而一个之后被称为船运部的新机构则负责调度其余船只。在这种安排下，船运部迅速控制了英国及法国、意大利的对外贸易。商船的目的地和装运货物都是指定的，只有获得批准的商品才能进口到英国，以免宝贵的运载空间被非必需品占用。[5]
到1915年，战争已持续了一整年，此时全球的国际贸易总量比1913年降低了26％。欧洲的出口量下降了一半。而在远离战场数千英里的拉丁美洲，出口商们正为寻找船只将咖啡和肉类运往市场而发愁。可供使用的新船数量稀少。英国的造船厂在1913年制造了全世界2/3的商船，但由于造船工人纷纷奔赴战场，商船的生产无以为继。尽管美国在1916年大力发展造船业，但在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以后，新船就无法用于贸易，只能用来运载军队和军需品。中立国和协约国的大量商船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船只匮乏的状况进一步加剧。英国当局假装问题并不严重。1917年年初，他们试图通过宣称每周有2500艘船抵达英国港口来振奋军心，却隐瞒了其中2360艘船因体形过小而不适于远洋航行，实际上只有140艘船可以用来运输小麦、牛肉或其他重要物资的事实。1913年至1918年间，由于缺乏船只，中国的进口量下降了34％，意大利下降了62％，伊朗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5％。在这场为时4年零3个月的战争中，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减少了大约1/3。[6]
1918年11月，一份停战协定为战争画上句号。此时的世界局势是：一场可能带走1亿人生命的世界性大流感正在蔓延；欧洲各国爆发了一系列旨在颠覆旧秩序的革命，而重建这片伤痕累累的大陆还需要数年时间。欧洲的战胜国优先考虑的是获得更多的殖民地，恢复黄金储备，以及吞并崩溃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已化为废墟的领土。恢复贸易和投资一事迟迟没有提上日程。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B. 米勒（Michael B. Miller）所说，这场战争通过严重削弱欧洲，使美国和日本成为重建世界经济的主要组织者的方式促进了全球化，但这些影响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7]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外交的目的就是限制全球化。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举行的和平谈判被视为帝国（或者说至少某些帝国）灭亡的开端。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而言，“民族自决”（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认为政治主权应该以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民族为基础）是首要目标。意大利外交部长西德尼·松尼诺（Sidney Sonnino）对此解释道：“这场战争无疑过度激发了民族情感……或许是美国提出的清晰的原则助长了它。”民族主义思想也开始支配经济政策。贸易壁垒再次出现，国际投资越来越不可靠，控制本国的商船被视为战略要务。但推翻了俄罗斯帝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巩固新成立的苏联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不过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是为了与外国资本家保持距离。[8]
衡量全球化的一个标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对世界贸易开放，但这个标准在计算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议。例如，1918年之前，货物从布拉格到维也纳不是出国，但在1918年之后则需要越过国界线，这种情况应当如何计算？不过，尽管存在这些技术问题，基本趋势还是非常清楚的。1913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出口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出的12％。战争结束后，经过短暂的回升，国际贸易在1920年和1921年急剧下滑，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衰退。尽管经济增长和贸易状况在1924年前后有所改善，但出口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仅占全球经济总产出的10％左右，远低于战前水平。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已不如以前。[9]
这一结果是人为造成的。20世纪20年代，各国为帮助本国的制造商和农民恢复生产力，纷纷提高关税。英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一直是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但议会于1921年通过了《工业保护法》，对来自英国之外的光学设备、仪器、有机化学品等征收关税，使其价格提高了1/3。那些被政府认为以低于生产成本价进口的产品，依据该法也应处以罚款。这一规定虽然违反了与至少26个国家签订的条约，却让整个工业界感到高兴。美国则在1921年和1922年两度提高关税。虽然进口美国的商品中2/3无须缴纳税款，但其余商品的平均关税使购买100美元进口货物的成本上涨了39美元。从1913年到1925年，西班牙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从33%上升到44%，英属印度则从4%上升到14%。通常一个国家做出新的进口限制，其他国家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击。1925年至1929年间，26个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提高了关税。[10]
如果航运成本能够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样不断下降，低廉的运费或许可以抵消更高的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自19世纪晚期以来，航运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比其他行业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造船材料由铁变为钢后，可以造出装载更多货物的更大的船只。海上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因此变得更加低廉。据一家轮船公司统计，从1885年到1914年，运输1吨货物的平均成本下降了60%。但在20世纪20年代，航运成本下降的趋势停止了。历史学家对其中的原因争论不休，但无论是何种缘由，20世纪20年代扣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平均运费几乎与1913年持平。换言之，无法指望通过降低运输的成本来刺激贸易的发展。[11](www.xing528.com)
对外贸易增长迟缓，对外投资也随之萎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全世界外资资产总值，包括政府债券、制造工厂等在内，已经达到了世界经济产出的18%左右。但这一数据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不断下降，到1930年只有8%。当然，也有许多备受瞩目的外资企业，如福特汽车公司。战争爆发前，福特公司就在英国和法国利用美国制造的零件组装汽车，这是制造业远距离供应链的一个早期例子。到20世纪20年代末，福特公司在欧洲拥有13家工厂。但福特的扩张轨迹恰恰显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化的局限性：由于关税过高，它需要在每个国家，甚至包括像丹麦这样的小国设立工厂，仅凭一两家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工厂来满足整个欧洲的需求显然是不现实的。虽然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法国工厂和德国工厂还在使用从美国进口的零件组装制表机，但许多公司已不再进口零件或原料，而是授权外国工厂制造它们，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免支付进口关税。例如，美国汽车制造商为避税从加拿大向英国出口汽车，但加拿大对美国制造的零件征收高关税，因此他们在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必须使用不低于一定比例的加拿大零件，这样才能免受高关税的影响。总的来说，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国际化程度在20世纪20年代大幅降低。与其不断围绕关税、货币管制和其他贸易壁垒谈判，投资者们宁愿将资金带回本国。[12]
移民的数量也在减少。美国作为移民的头号目标，在1905年到1914年间有6年每年接收移民数量超过100万。但在1924年严格限制移民人数的法案颁布后，美国平均每年仅接收约30万移民，而且其中近1/3的移民来自加拿大，而非更加遥远的地方。另一个曾大量吸引欧洲移民的国家阿根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每年接收约20万人。但在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平均每年接收的移民人数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半左右。最大的跨境移民输出国是中国，其中数百万人迁往东南亚及其他地区。[13]
大萧条迅速扼杀了恢复商品、资金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任何希望。1929年10月29日（当天是星期二），纽约股市暴跌，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恐慌性抛售，拥挤的交易导致股票报价机打印出来的股价比实时价格滞后了好几个小时。人们通常认为这件事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但其实它并没有那么重要。早在“黑色星期二”之前，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陷入通货紧缩，而不当的经济政策正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各国政府在黄金稀缺时仍然坚守金本位制，导致国内利率攀升，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使银行不得不想办法处理破产借款人的各项贷款。有证据表明，到1930年，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各个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大范围的价格下跌。[14]
通货紧缩往往会破坏经济增长。企业推迟购买设备，消费者停止消费——既然明天的东西会更便宜，为什么要在今天买？20世纪30年代早期，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上演。与此同时，失业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虽然这一时期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不完整，但据官方估计，美国的失业率从1929年经济普遍繁荣时的3%左右跃升到1930年的9%。美国农场的情况十分严峻，农场工人的平均日工资除去食宿仅有2.15美元，比10年前少了1/3。欧洲的状况并不比美国好多少，因为比起让人们获得工作，政府更在乎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和保持黄金储备。荷兰花了8年时间才使其经济规模再次回到1929年的水平，而加拿大和法国分别花了9年和1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最著名的股价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花了足足25年的时间，直到1954年11月才恢复到股市崩盘前的水平。如果考虑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个时间要长得多。[15]
经济衰退也导致国际贸易萎缩。由于消费者不敢花钱，1930年全球的进出口额大幅下降8%。后来的情况愈发糟糕。早在1929年4月，美国国会为回应陷入危机的农业部门的呼声，开始制定新的关税法。这项为帮助农民而制定的法律一开始很温和，但很快就变得越来越严苛。1930年，在股市崩溃8个月后颁布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或称《1930年关税法案》）一直为人所熟知。这一法案不仅增加了须缴纳关税的商品的种类，还提高了税率。它按每磅或每其他单位商品须缴纳一定数额美元的方式征收关税，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按进口商品货值的百分比来征收。因此，随着通货紧缩和商品价格下降，关税占进口商品货值的比例越来越大。到1932年，《1930年关税法案》使许多矿物、农产品和制成品进入美国的成本提高了59%。[16]
美国在1930年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进出口额在全球国际贸易中约占1/7。新的关税法激怒了它的贸易伙伴，各国的制造商本已面临着需求减少的困境，而该关税法事实上阻断了它们的出口。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做出反击，提高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到1931年夏天，银行业危机在欧洲蔓延，各国政府将本国货币与黄金脱钩，这样各国央行就可以向挣扎中的经济注入更多资金。金本位制崩溃了，汇率失去控制。各国相继实施外汇管制，要获得支付进口商品所需的外币越来越困难。
根据价格变化调整后的国际贸易总量在1929年到1933年间下降了近1/3，其后仅有微弱的复苏。制成品的贸易量在这一时期下降了42%。由于各国都限制了公民向国外转移资金的能力，国际投资几乎完全停止。国际联盟研究这些问题时发现，在1931年9月1日之后的16个月里，有23个国家全面提高了关税，50个国家提高了特定商品的关税，32个国家实行了进口配额制或许可证制度。国际联盟的一份报告警告道：“到1932年年中，国际贸易机制显然将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它很可能像国际货币体系一样彻底崩溃。”[17]
持续已久的经济危机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崩溃而进一步加剧，对政治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的生活水准逐步降低，美国和加拿大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积极的措施，包括援助农民，建设公共工程，向穷人、老年人和失业者提供援助，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国家的职能。经济福祉不再只是私营部门关注的事情。在欧洲，经济危机动摇了民选政府，支持民族主义与独裁统治的政党成员在伦敦和巴黎街头游行，并在德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地建立了独裁政权。
主要出口商品的地方，包括欧洲列强在非洲和亚洲的大量殖民地，遭遇了极大困难。由于欧洲和北美富裕国家贸易壁垒高筑，出口国无法继续发展制造业。它们只能输出农场和矿山的产出，但这将使形势变得更加危险。1929年铜价暴跌后，智利出口额（以美元计价）在3年内暴跌88%。巴西的出口货物以咖啡和糖为主，没有多少制成品，其出口额下降了2/3。橡胶、羊毛、棕榈油、锡等的价格在20世纪30年代初直线下跌，出口1吨货物的收益能买到的制成品少于以往。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连年低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备战创造了新的需求后才有所回升。当时世界上相对贫穷地区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北美和日本。[18]
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世界分裂为若干贸易集团。在这些贸易集团中，一些国家给予合作伙伴关税优惠，同时利用关税将其他国家拒之门外。其中英国的地位尤其重要。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的大部分出口商品都在大英帝国内部销售，这些商品均被免除进口关税。已经控制了朝鲜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和东部部分地区，并将这些地区变为其主要出口市场，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大部分贸易被切断。随着与北美贸易的崩溃，德国将商业目标转向欧洲，包括那些它希望变为自己附属国的国家。意大利也增加了与它的非洲殖民地（主要是利比亚）的贸易，而减少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国际投资枯竭，跨境信贷也停滞不前，国际经济关系的解体为战争铺平了道路。1939年9月1日，150万德军士兵进攻波兰，一场血腥的战争随即爆发，而这场战争将给世界大部分地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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