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因缘剧本》的演变以及其重要意义

对于《释迦因缘剧本》演变情况的关注，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能在初始阶段发现端倪，而《释迦因缘剧本》又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剧本形式。因此，剧本当中表现出的原始的特性和某些雏形时期的特征，对学者今后进一步的戏剧研究极具指导意义。

其次，探索《释迦因缘剧本》的演变意义，认清剧本产生时受到的内外力影响，辨析它与其他艺术样式的联系，能够为探寻戏剧的产生提供某些借鉴。

（一）《释迦因缘剧本》的演变情况

1.《释迦因缘剧本》最初来源于佛教经文《成道经》。

在敦煌地区讲唱艺术当中，《成道经》的变文出现前，佛教经典当中早已存在《成道经》的经卷，在敦煌写卷P.2276和S.4162中，都提到了《太子成道经》。在S.4162卷二题记中有“仁寿四载，为父刻《成道经》一部。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5]。

P.2276写卷中，内容与之大致相同，对于这两则材料中的《太子成道经》，在经卷目录中，也存有一件《如来成道经》。此件从书法上看是隋唐时的风格，字迹工整有力，没有开头，只有结尾，末尾即是题名。

《成道经》与《如来成道经》其实是同一部经典的不同称呼。

在敦煌变文记载中，吟词的内容，时而为演员本身的台词，时而为场外人的台词，然而在进行改编后全部成为了演员的台词。诸如“若写一卷，家富丰财；若写两卷，聪明智开；教人读诵，横病不来。空中赞曰：不可思议”，这段记载说明，敦煌地区的佛徒非常的虔诚，对于该经典，不停地抄阅，宣讲，此经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

《太子成道经》这一敦煌变文是从《太子成道经讲经文》或者《佛说太子成道经》这两个经文衍化而来的，是两个讲经文的通俗化、世俗化的产物。

2.《释迦因缘剧本》是在敦煌变文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的修整与精巧的剪裁加工后形成的，具有凝练和精妙的艺术手法，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

（1）在敦煌变文的《太子成道变》中，它叙述情节的部分，主要是借助讲述来实现的，同时也给所吟之词创设了环境。在自变文改编为剧本时，编者将叙述部分直接删去，这样一来，很容易使全剧只剩吟词，貌似被架空。然而删去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因为戏剧故事构成本身就是人物的语言和人物的行动，掌握了人物角色的语言和行动，也就如同掌控了整个故事的构架。如剧本开场的赞颂，夫妇二人的求子发愿，耶输陀罗夫人的演唱等，这些人物角色语言上的串连，即是故事情节的串连，它们将故事的情节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将故事直接呈现在了观众的眼前，与原先的变文相比，其形象更加生动真实，而艺术上的感染力也更为强烈直接。

如此看来，删去叙讲的部分之后，剧中的吟唱之词完全没有被架空，只是换一种形式出现，但仍然担负起了讲述故事内容的任务，代替着变文中的叙述。

（2）在敦煌变文的基础上，剧本改编者在人物所吟之词上也做了大幅度的简化。从字数上看，在敦煌变文的原卷中，吟唱之词在韵文中有200句，字数大约1400余字。改编后只剩64句，共450个字。将其中的大部分，950字，136句都精简去除。

从变文中吟词的实际情况看，变文中开始部分的押座文中包含大量的吟唱之词，它们相对剧本的正文来说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重复，结尾部分也有54句吟词，它与变文所讲述的内容也无关，其中的一些词句，如“始从兜率降人间，托荫王宫为太子，舍却世间一切事，雪山修道证菩提”都和前文中押座文的内容在字句上有所重复，而在变文中，太子离开家之前，在大王问太子后出现的40句吟唱之词也都实属多余，读起来容易使人产生疑惑。

所以，编剧者将原先变文中的重复和多余的部分去除是十分有必要的，删去之后，剧本表演的情节既能一步步的向前推进，而且显得干净利落，不至于再出现变文中那般故事忽而在前，忽而在后的不合理状况。

（3）编剧者除删减部分韵文材料外，对剩余部分也进行了某些艺术化的加工，例如在变文中开始部分的押座文中说太子“长成不恋世荣华”，讲唱者的本意是将其前置，用以定场的，而编剧改编后将其置于诗尾，起到了煞尾的作用。这样一来，在原来的变文当中的“废物”在改编后“成宝”，使得该剧本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再如，变文情节中出现这的一场景：太子妻儿在被遗弃时，求救于太子，于是夫人脚下幻化出两朵莲花，由此夫人被种种奇异而感化，也决意雪山修道，此后接“夫人已解别阳台”八句。原文中这全是叙述者的叙述语，改编后，编者于前七句之前冠以“修行吟”的小标题，使它们成为了耶输夫人的唱词，如此一来，将变文讲述部分合理的去除，将原文中的单调独唱转化为了剧本中的组合歌唱和众声齐唱，从而在此种氛围中突显耶输陀罗一去不复返，死而不逾的修道决心。

（4）从原来变文的主体框架上看，改编者对变文中散文的讲述做了大刀阔斧的修剪。原本文中的大致5000余字的散文叙述全部被删。这样一来，一方面，在文字内容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压缩。另一方面剧本在体制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体制上发生的变化，也有两方面的体现：

首先，从文章体制看，变文中的文本是不押韵的散文与押韵的韵文相结合的形式，多以散文为主，而改编后去除当中的散文部分后，剧本体制即变成了单一的韵文。

其次，从演出的体制上看，原文变文中的形式是既说又唱，是说唱相结合的讲唱艺术，而改编后去除当中说的部分后，就完全将其变为歌唱表演的戏剧艺术。

（5）编者改编剧本是将变文中的散文部分的材料进行了利用改造，原先变文中的散文讲述部分，编者做了删减处理，同时对于散文叙述中的可用资料进行了合理的选用，而且在选取过程中，改编者同时也赋予它新的形态，又进行了改造加工。例如，在《太子成道经》的变文中，净饭王夫妇二人与仪仗队入场时用了“甚生队仗”这样的词，在原文中是想以此设问引发下文的叙述，而改编者索性直接用了“甚生队仗”，让它变为角色话语的标识，同样，变文中有“白月才沉（形）……”一段，这本是叙述者的词，改编者将其变为仪仗队的台词，因台词的出现而变换了它的性质。

在部分叙述语句上，改编者进行了压缩。如在变文中有“大王发愿，返回宫中”，这样一段话是表达大王与夫人乞子之后打道回府的内容，在改编时直接简练成了四个字“回銮驾却”。而且把它变为舞台上的说明，置于两位人物角色之间。这样，原变文中的叙述语升格成为了剧本语言，这种改造在代言体过渡至戏剧体过程中的价值更大，从此处也能看到改编者的匠心独具。(www.xing528.com)

改编前的变文中，在散文结尾处有标志性的一段吟诵之词，常以“吟”字作为散文和韵文的串联，原来变文中类似的吟，有时为故事中人物角色的口气，有时托为讲述人的语气，而改编后作者全部将其划分为人物角色的个人唱词，在形式上将其改为“某某吟”的小标题。这样一来，变文当中讲述人的话语，就完全变成了演出人物的现场台词。

《释迦因缘剧本》是在敦煌变文文本的影响、作用下产生的，是对其艺术化的提升和拔高，是将《太子成道经》通俗化、世俗化的结果。通过上文的分析，能够看出剧本《释迦因缘剧本》的演变过程，也可以说，它是从敦煌变文《太子成道经》间接演变而来的。《太子成道经》的改编从表面看，从一个原始文本改编出另一个完善的剧本，是一件极容易的事，但是在几千年前的零剧本时期，这就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它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最初始的剧本，抑或是从敦煌变文的形式中发展而来的剧本，其戏剧性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在所有戏剧要素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自发出现的，其中的人物角色、情节、矛盾冲突、对话、场景等都能够找到渊薮，都是有凭有据的。

（二）《释迦因缘剧本》的戏剧史意义

《释迦因缘剧本》产生于公元9世纪，从整个历史长河中看，是至今最早的剧本形态。虽然与后来成熟的戏剧形式相比，它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幼稚，例如矛盾冲突缺乏集中、艺术技巧不够纯熟等，但是，相对于我国缺乏戏剧剧本的前戏剧时代，它的出现意义重大，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释迦因缘剧本》作为我国戏剧史上的珍品，是我国晚唐时期的宝贵遗产，虽然它不似之后的戏剧艺术那么完备，但二者给予观众的美的享受都是相同的。张广达先生说，也许会有其他西域传来的戏剧剧本，但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释迦因缘剧本》是那种流传中国，侥幸被保存下来的剧本。

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对不同时期戏剧剧本的认识标准是应该有所区别的。以后世成熟的戏剧标准无法衡量古代戏剧的发展水平，后世成熟的戏剧样式一步步发展形成，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全新自觉，不能只看到结果而忽视了发展过程。相比于其他文学形式，每一种艺术在最终确立之前，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酝酿时期，戏剧艺术也概莫能外，它的成型、完善也要历经前期的自发阶段，不可能一出现便十分完善成熟。而在敦煌变文底本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释迦因缘剧本》即是这样一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过渡产物，是晚唐戏剧与宋元戏剧之间的纽带。

宋元戏剧同样是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后，先出现了专用以舞台表演的剧本，后来才出现了可供案头研读的剧本。如此看来，剧本在戏剧活动的早期阶段，仅作为演出的底本，或者用来记录演出过程，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也促使敦煌地区的早期剧本更多的侧重于演出底本，案头阅读的功能则基本不具备。在敦煌发现的戏剧写本中，大多归结为此类剧本，因此，在古代戏剧研究中，虽然也以是否有完整的剧本为由来判断一种活动是否是戏剧，但这决然不能作为辨认戏剧的唯一标准。在考查古代戏剧时，除剧本外，还应多考虑其他与表演活动相关的内容，这样才能更全面、更科学的辨识戏剧。

2.关于我国戏剧起源，历来存在两种看法，一是外来影响说，二是本土文化说。这两种意见长期并存，如若不论其他因素，只从《释迦因缘剧本》出发，那么外来影响说是更站得住脚的。因为在《释迦因缘剧本》当中，西域佛教戏剧和出于佛教文化的宣传是其产生的根源，西域佛教戏剧的影响，促进《释迦因缘剧本》向戏剧体的过渡，而佛教义理的宣扬是《释迦因缘剧本》产生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随佛教文化传播而来的西域歌舞、音乐也在戏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戏剧艺术的产生历经的过程非常漫长，当中即包含着各种要素的积累、发酵。不经历此种渐变式的发展，戏剧是无法突然之间成熟的。这一渐变的积累过程，正说明我国戏剧艺术是从无到有产生、渐变的。最后即是激烈的突变，这种突变促使戏剧最终形成，在这一转化中扮演催化角色的，或是当时西域佛教文化。

根据对《释迦因缘剧本》的分析，从其产生原因和构成要素上来看，它不失为一种多民族文化交合的产物。当然，此种观点与民族主义、经济基础、种族歧视都不相关，只是文化发展上的一种客观现象。

3.《释迦因缘剧本》开创了后世戏剧艺术的基本模式，它是我国最早的传世剧本，它对我国后世戏剧艺术的贡献有三点：

（1）“三段式”的戏剧结构。《释迦因缘剧本》在结构上看，形制短小，形式简单，与后世戏剧中的“折”“本”无法相比，但对其结构进行分析，还是能够分为开场、正文、尾声三大部分，与后世的“艳段”较相似，可以说是一场三幕的小戏。

（2）集多种戏剧要素为一体。《释迦因缘剧本》中有故事情节，有人物角色的分配，有代言体语言，而且融合歌唱和舞蹈为一炉，这就很好的为戏剧的成熟准备了条件。

（3）开创了代言体和舞台体，使其成为一种新兴的剧本文体。在《释迦因缘剧本》中，它的舞台体通常是以舞台说明和角色分词来实现的，例如舞台体中的说明性话语“回銮驾却”即兼有科介说明和唱词说明的双重作用。而《释迦因缘剧本》中的代言体语言，在形式上已经分为了夹白、唱白、白、接唱等四种情况。

4.《释迦因缘剧本》和元杂剧在体例上的差别。从体例上看，《释迦因缘剧本》不似元杂剧那般分出“折”，但在其当中，观众能够感觉到场次的变化，并且同一个场次当中的内容是分由不同的角色演唱的，但是元杂剧中的体例却不尽相同，在杂剧中，每一折唱词是完全由同一个角色演唱的，不论其中有多少个人物出场，有多少个人物进行了对话。这是二者的区别之一。与《释迦因缘剧本》情况相同的还包括《弥勒会见记》，这是一部西域传来的佛剧，它也是并非每一场仅限一人来演唱，发展到唐代与宋代，如转踏和鼓子词等，则都是从开始到结尾全由一位演员来演唱。

这样看来就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最早的如《释迦因缘剧本》《弥勒会见记》等这样的剧本与佛教文化有关，很可能是从西域流传过来的，它们在同一场次中由不同角色担任演唱，发展到唐宋有所改变，同一场次只有一人演唱，这是一种渐次的推进，一种传承。如此说来，《释迦因缘剧本》中唱词特点的挖掘，对我国后世戏剧在体例上的形成有所启发，对其所创设的体例是否有所继承，是如何继承的提出了思考，这是为戏剧史的研究提出的又一个新的问题。

5.《释迦因缘剧本》开启了我国戏剧史乃至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它一经出现，就意味着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从无到有，以往的戏剧研究者，在前人的诸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中，都认为宋元是我国戏剧史的发端。另外有的学者，在追溯戏剧起源时间时，赞同源于歌舞百戏繁盛的先秦，但一论戏剧的正式诞生，立刻将时间缩回到了宋元，他们断然否定了我国唐代即出现了戏剧的事实，大致是研究者没有考虑新出现的戏剧剧本材料，而不敢妄下结论，无可厚非。

而现今，从敦煌出土的晚唐时期的《释迦因缘剧本》这一实物来看，先前的观点应该作一修正，之前某些学者隐约感觉到在元代前戏剧是经历了一些发展基础的，不可能一下子突然产生。但由于没有材料证明被搁置，现今《释迦因缘剧本》的出现，将这一发展阶段真实的重现了出来，时间上看竟然将戏剧的出现提前了三百年、四百年之久。如此一来，以往文学史中的某些观点的证据就会略显不足了。同样的问题还会出现在美术史、音乐史、绘画史、舞蹈史当中，因为戏剧是一项综合的艺术，其中包括多种艺术类别，如此看来，《释迦因缘剧本》的发现，在我国戏剧研究界的意义不容小觑。

《释迦因缘剧本》形态在学者之间存在纷争，因此定位不一，但笔者认为关键还是看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它，不可用现今的成熟的剧本来框定它，同样也不可以成熟的元代戏剧标志来要求它。此剧本在戏剧角色上也没有严格区分。剧本形态也不符合成熟戏剧的程式特点，因此，笔者认为它是还处于草创阶段的尝试性的戏剧剧本，是还没有被定型化的剧本，应该寻找一个合适的尺度来测度它，不能对其过于苛求，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着这种原则来分析、讨论《释迦因缘剧本》，才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

《释迦因缘剧本》开创了古代戏剧史研究的新阶段，成为我国最早发现的汉语文字剧本，其出现也同样宣告戏剧体的从无到有。整体上看，它独特的戏剧特点，突出的表现在三个维点上，第一，它融合了诸多表演因素，如故事情节、人物角色、戏剧活动等，集合诸多戏剧元素为一体，如歌唱、表演、场面情节以及代言体的语言。这一系列要素都为戏剧的产生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它首次开创了“三段式”的戏剧结构，其戏剧活动大致可分为开场、正文、尾声三个部分，类似于一幕三场的小戏。最后，由它开始，我国文学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即戏剧体，其中包括代言体和舞台体。

《释迦因缘剧本》与《弥勒会见记》这两种西域戏剧写本的发现，一方面为中国戏剧发展中新加入了回鹘剧、吐火罗剧等戏剧品种；另一方面，它们的新加入，对我国后期文学史与戏剧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大的冲击。如此一来，把我国的民族戏剧发展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从而为戏剧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