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在回鹘民族中的翻译探析

佛教在西域新疆的传播，首先是在回鹘民族中开始的，时间大致是在公元九世纪中期，也即是回鹘民族迁入现在的新疆之后。佛教在此处影响深远，以至于当时回鹘全民族共同接受了佛教。

（一）回鹘佛教的传入

回鹘民族西迁新疆之前，新疆的原住居民就已经信奉佛教，因而他们影响新加入的新鲜血液共同尊佛也是可以想见的。回鹘人来到后，引入了他们自身的民族方言，即回鹘人的语言文字，并开始以此翻译佛典。宋人王延德在《使高昌记》中有，高昌所在地到处为佛教寺庙的痕迹，并且都是在中原政府的赏赐下修建的，而这些寺庙当中又藏有多部经典，如著名的“《大藏经》《唐韵》……《经音》等”^[29]。

除此之外，高昌地区还发现有很多古代佛教遗址，其中出土了大量回鹘民族关于佛教文化的遗物，许多关于佛教的活动都能在其中找到端倪。

据史料记载，为表达虔敬的拜佛之心，当时西域新疆地区的达官贵人和王室家族都争先恐后找人抄写佛教经典，据说佛徒死后可以凭借抄写佛经的功德进入天堂，而且据说这些佛教功德还能够在亲人间转让。新疆出土的佛像上或者佛经的跋文中，都写有此类转让的话，他们有的将功德转让给回鹘王及王室，有的将功德转让给了死去的父母，还有的给了在世的亲人和自己。而对于捐施钱财建造寺院和塑佛像的，则在寺院的墙壁上或所塑雕像的底部写上捐献人的名字及官职。

回鹘民族翻译的佛经部分是从汉文而来的。这说明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佛教文化这时候又以汉语自中原传回了西域新疆。除佛经外，佛教壁画也存在这一现象，绘画的风格和技巧都明显带有中原汉地的特点。从此处也能够看出，在这一时期，我国中原朝廷和西域地区的交流在文化上，表现得已较汉代时更为明显有成效。

元代的某些史书中，对元时西域佛教文化在中原发展情况有详细的记录。其中有很多佛教大师的事迹，比如有名的迦鲁纳答思，他精通佛教中的显宗、密宗，而且精通藏文、蒙文、梵文；佛教大师安藏，除精通佛教外，也精通汉文化；佛教翻译家中的必兰纳识里僧人，自汉文翻译出了《楞严经》的全文，从梵文也翻译了多部经典，此外，他还精通汉文、藏文、蒙文、梵文等。

在当时的西域地区，佛教文化所在的地位非常高，《元史》和《文宗纪》中记载有八百畏兀尔僧人在兴圣殿作佛事的事迹，这一史料在《佛祖历代通载》的佛典中也能看到：(www.xing528.com)

高昌比丘尼兰兰在大都等地修建妙善寺、普明寺、龙泉寺，又给高昌旃檀寺大量布施，并且书写佛经《法华经》等，可以看出书写痕迹中有金色的铅粉。^[30]

回鹘民族在迁入西域之前使用古代的突厥语，迁入西域后开始使用粟特人带来的回鹘语。因此，在早期佛经翻译中，使用的语言非常多，除其中一部分译自汉语佛经之外，还有译自西域当地民族语言的，如译自古代的库车语，或译自古代的焉耆语。流传广泛的佛教戏剧剧本《弥勒会见记》就是从西域古代焉耆语翻译而来的。相传，它是首先从印度的梵语被翻译为我国古老的焉耆语的，翻译者为剧本中记载的圣月大师。随后该地区又出现了大量自汉族文字翻译过来的佛教经书，大部分是从中原地区又回流到西域各国的，其中被人广为熟知的经书有两部：分别是《金刚经》与《妙法莲花经》。

（二）回鹘佛经的翻译情况

在佛教文化传播的同时，伊斯兰势力进驻西域新疆，由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冲突，佛教寺庙、偶像、雕塑等被毁坏，没有能够继续完整的保存。这一事件的影响非常明显，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的佛像眼部都被损坏。但仅从留存下来的这些文化遗迹看，仍能感受到当时佛教传播的盛大空前。据说，当时回鹘民族已经将《大藏经》中经、论部分译成了回鹘语。当时身处我国偏远西域的回鹘民族在语言使用上统一为寺院语，这也就致使在律部经书中没有发现以回鹘文翻译的本子，大多以梵语、古代焉耆语抑或库车语进行学习。

纵观西域被翻译成回鹘文的佛教经典，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大乘佛教文献，这种情况比较多；另外是小乘佛教经典，这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另一种是译自密宗的藏文文书。当时中原地区的“净土宗”在西域地区传播很广，其经典《阿弥陀经》也被翻译成了回鹘语。因此，西部地区就特别崇尚佛教文化当中有关弥勒佛的信仰。

当时流行的回鹘语言翻译的文本，大致由两类构成：一类是手写本的回鹘译本；另一类是木刻本的回鹘文译本。其中写本的年代较早，木刻本大致是在元代出现的。因在古代蒙语的书法中，经常会有个别音素替代使用的情况，例如“s”有时代替“z”，“t”有时与“d”互用，“k”有时代替“q”。这些木刻本据推测是出自于中原汉人之手的，因在其木刻本的页码上明显有汉字标识。在所有保留至今的回鹘刻写本当中，《金刚经》最为完整，它刻制于17世纪的1687年。

综上所述，回鹘佛经翻译的大量存在是西域佛教发展的一个媒介，它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借佛经翻译活动，西域新疆地区的民族语言、语汇较之前一个时期发展了很多，出现了各种复杂的句子结构，语法也发展的较为成熟，还出现了许多抽象的新词语。另一方面，这一系列语言上的进步又为佛经翻译活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二者各自的进步都是在对方的进步上有所成就的。由此看来，西域地区佛教经典文献的翻译活动实为西域戏生成的另一重大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