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的交流通常是双向的。我国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往也在这一历史范畴当中。中原文化在到往西域的艰难历程中，对西域文化有所改变，西域的异域文化也反过来影响着中原的汉文化。

（一）西域对汉文化的影响

根据史料记载，西域与中原的文化来往最初是从汉代起始的。当时，西域在人们心中只是一个地域范围，主要指新疆与敦煌等地。从汉代开始，西域流行的各种文化现象逐渐在中原出现。张骞回来以后，西域大商人竞相来到当时的长安和洛阳，随处可见胡商和大贾。例如东汉诗人辛延年就有描写当时中原“西域胡文化”的《羽林郎》，诗中有对胡姬的称赞：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窕窕，一世良无所。^[5]

《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6]。

到了唐代，西域胡文化在中原更为盛行，在宫廷与平民百姓中随处可见。李白在他的诗中描述胡人女子时这样写：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7]

《少年行》之二中也有：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钱白马度春风。……笑入胡姬酒肆中。^[8]

除诗文中胡姬形象的描写，西域胡文化的传播还体现在对西域乐舞艺术和绘画的推崇上，西域绘画与乐舞艺术在一部分程度上构建了中原文化的整体框架。唐代，中原宫廷乐曲中共有十部乐，而一半以上都来自西域的乐曲，其中《安国乐》《康国乐》分别来自西域的安国和康国。从乐部名称上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以西域地区小城邦命名的。

相对于音乐来说，西域胡人的舞蹈更受人们追捧。在唐代京城，胡人舞蹈俨然成为一种时尚。在《法曲》中，元稹这样写道：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9]

诗人白居易的《胡旋女》一诗中有：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10]

王建在《凉州行》中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11]，由此可见当时西域舞蹈魅力非凡。

除乐舞艺术外，胡文化中的生活习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笔者加以总结，归纳出它具体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方面，例如在《旧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12]

在食物方面，早在魏晋时期，西域的“胡食”就已传入中原。到唐代时，胡食在长安更为流行，胡食中最常见的一种是胡饼，也叫炉饼。这种胡饼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中间夹有菜馅或者肉馅，另一种是单纯的面饼，都是放在炉火上烤制而熟的。这种胡饼并非只在宫廷中流行，在平民百姓中也很风靡。相传，“安史之乱”爆发后，满朝文武四处逃散，到达咸阳时，玄宗饥饿难耐，杨国忠就在市场买到胡饼给唐玄宗食用。(www.xing528.com)

在“住”与“行”上，承乾太子是典型的代表。《新唐书》中曾经记录：唐太宗时，太子对突厥人的语言、衣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的住处也模仿当时突厥人的结构打造成毡房，毡房中还悬挂着狼头囊。毡房中可以容纳五个人，挂五个狼头囊，毡房外系着写有番号的旗子，建有弯的庐，用来烹制牛羊肉，取食时也以腰中的配刀割肉而食。承乾还十分喜好胡人的音乐，曾经命人学习，其帐内鼓乐声昼夜不停。^[13]

（二）汉文化对西域地区的影响

在西域文化传入中原的同时，中原文化也渐渐渗透到西域文化之中，只不过这是一种较为官方的、主动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行为，是在中原对西域实行政治管理过程中的附加品。

汉朝时，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在该地一前一后设置了两个都护府，在管理上实行郡县制。制度的推进势必要派驻官员前往，同时中原朝廷又使大量人口迁入西域广袤的土地上，这些人中，包括汉吏、屯田西域的将士、中原的汉族官兵以及汉吏的随从，还包括汉代时与西域和亲公主的随嫁人口，以及为躲避中原兵荒马乱而逃至西域的中原移民。随着这些人的涌入，中原汉文化自然被传入西域，他们这些人就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汉语一直是作为官方语言存在的。

“汉代西域”和中原地区在文化方面的往来，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西域出土的文物遗迹。从出土遗物看，中原朝廷的各类汉代锦织都在西域多有流行。20世纪末，在西域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两面汉代织锦，其中的一面上分明绣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一面印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的字样。两面织锦出土时仍然保持着鲜艳的色泽，并且织锦都保存得非常完整。除了单纯的锦织以外，还出土了以中原汉锦剪裁缝制的胡族服饰^[14]。这一系列出土文物的发现，证实了当时新疆、敦煌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

在双方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这种文化之间交往的表现也是有的，而且是极多的。古代西域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异常偏爱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汉书》中有这样的记录，公元前九十多年，西域一小国的国王和其夫人一同来朝见拜贺汉朝天子，中原人民给予热情招待：“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徽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15]。

这就透露出西域少数民族十分喜爱中原汉文化的信息，降宾后来住在长安达一年之久，在其离开归国时，汉宣帝又赠予其丰厚的礼物。在降宾去世后，其后代子孙一直与中原维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除龟兹王降宾外，汉代西域的莎车王父子也是努力学习中原文化的典范。《后汉书·西域传》中即记述了莎车国王延及其后代喜爱汉代宫廷制度的事迹：“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勅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16]

之所以说“长于京师”，是因当时莎车王以侍子的身份在长安生活了很久，在莎车王去世之后，其子康成为后来的莎车王，建武帝五年，中原王朝为了联合西域少数民族一同抵抗匈奴，封他为西域大都尉，同时，他也联络到河西地区的窦融将军，说明了自己异常喜爱汉族文化的美好心愿。汉朝后又封他为怀德王。在他去世后，其弟贤做了第三代莎车王，也多次来到中原，向汉王朝贡献物品。因其父亲与兄长相继供奉汉朝，汉朝为表感激特赐其封号以示安定。父子三人对中原与西域之间畅通交流所做出的努力，正印证了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朝廷的汉文化在西域新疆及敦煌的各族人民中间的影响逐渐增大。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西域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热爱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匈奴人对汉文化十分钟情，以至部分人开始采用中原汉姓。比如单于姓刘，另外还有冯姓、陈姓、郝姓、白姓等。史书记载，西域少数民族首领刘渊在晋代建国时就称所建之国为汉。史料记载他“幼好学，帅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武兵法》，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17]。

汉朝在高昌地区也设有郡县，而且郡县的官员都由中原汉人担任。由此，中原文化应该说也是对边远地区的高昌文化有所改变。《梁书·高昌传》记载，高昌地区的官学弟子除了学习本民族的文化外，还要学习汉族的《论语》《毛诗》以及《孝经》等传统文化，而且都以胡语教授。^[18]自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中原的汉文化，在当时的西域非常流行，还成为该地进行儿童教育的教材。

从古代西域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证明汉语在西域是一种官方语言。例如在古城楼兰附近，曾经发现大批汉文文书，具体的时间大致在公元400年左右。这些汉文文书，不仅有刻画在旧时的竹简之上的，还有书写在纸张之上的，如在罗布泊处发掘出一封遗存的信稿，内容是西域长官李柏与焉耆王名叫龙熙的人之间的通信。从信件内容看，二人都十分精通汉语书写，在该地还发现当时羌族女子用汉语撰写的书信，信中词汇、语句，都极准确、通顺。^[19]当时在西部地区，胡人的语言是较少使用的，虽然它和汉语是通用的。魏晋时期，西域和田地区就出土有于阗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文书。

在“汉代西域”和我国中原地区交往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西域的许多少数民族奔赴中原，有的就定居在长安和洛阳，后来成为中原人。部分人彻底被中原汉文化所同化。在姓氏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很多人也在自身领域做出了极大成就。尉迟姓是古代于阗地区的姓氏，在这一姓氏中先后出现了尉迟跋质、尉迟乙僧父子等著名画家，尉迟敬德、尉迟宝琳父子等名将。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提到了佛经翻译家尉迟乐（释智严），说他“自幼生居异域，长于中华，幸得侍奉四朝，班荣崇级”^[20]。

除尉迟姓外，来到中原的胡人还有其他姓氏，如龟兹白姓，疏勒裴姓以及康姓、安姓等，他们的后人中皆有名家辈出，成为京城长安十分有影响的西域华人。

总而言之，西域和中原之间的交流始自汉代，隋唐时更为紧密。从其所涵盖的方面我们发现，它充斥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这种影响既广泛又全面。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文化来说，中原文化对其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对丰富、充实的中原文化来说，西域文化又为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并且也对我国中原文明来说是一种补充和完善，文化交流就是在此种互动和促进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