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我国西域戏的影响主要是从形态上展开的,而这一形态又分为外部形态与内部形态。从西域戏的外部形态上看,戏剧中的角色、音乐、唱法、演出场所、剧本体制、演出形态等,都或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从内部形态上看,西域戏在汉代至元代一千多年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其演变总是从佛教文化当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也可以这样说,佛教文化不断地向西域戏贡献着养分,另一点上又对戏剧的生成不断做着努力。
(一)研究思路
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进步存在交流、影响的复杂过程,发现、辨别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是一项非常艰难的课题。西域戏的创生在吸收佛教文化中有益成分为己所用后,又以其旺盛的创造性精神,生成适合本土文明发展的新型艺术样式。因此要挖掘其中的异域文化,必须回到西域戏形成的源头,站在最高点对其做一全面、完整的关照,其难度不言而喻。基于此种原因,笔者在整体上从西域戏产生的文化背景、西域戏的生成过程、西域戏中的佛教因素对后世戏剧的影响出发,力求对西域戏做一全方位的关照,从而揭示佛教文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前的学者中很多人也研究该领域,影响较大的有孙楷第先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无疑大大推进了此方面的研究进程,但同时也存在一点问题,即从宏观上的把控、关照较多,但缺乏微观上具体事例的分析研究,这大概是佛教文化对我国西域戏形成的影响还没有被完全发现与认同的原因之一。
关于佛教对西域戏生成过程的推动,笔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
首先是孕育期,其标志是早期歌舞演出以及西方文化在戏剧早期要素中的渗入,这一时间跨度自先秦至汉代,其最直接的结果即我国歌舞小戏中的音乐推动了西域戏音乐的产生。
其次是形成期,这一时期以讲唱艺术中的代言体对西域戏剧的影响为主要标志,发生时间是汉末至唐宋。一方面,讲唱艺术中的代言体形式直接为后世戏剧代言体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讲唱艺术中的叙事性故事赋,也为西域戏剧提供了戏剧故事上的借鉴。其最终结果是促成了西域戏的成熟与定型。
最后是繁荣期,这一时期发生在唐末至宋初,标志是戏剧中最重要的要素剧本的形成。《释迦因缘剧本》与《弥勒会见记》的问世,为戏剧的成功着陆做了最后一把推力。从此之后,戏剧艺术从其他艺术样式当中分离开来,发展为独立的艺术样式。《释迦因缘剧本》与《弥勒会见记》剧本自戏剧的内部形态上看,均借用佛教故事,并且这一痕迹较为明显。
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在佛教影响西域戏的同时,佛教寺院中的某些活动又借助戏的表演来实现其宗教目的。尤其是戏剧艺术成熟之后,佛教借戏剧表演、佛曲借助戏剧形式的情况逐渐增多。尽管存在此种情况,但从整体上看,笔者认为还是佛教对西域戏剧形成所贡献的力量远远大于戏剧艺术向佛教文化的逆流。西域戏对佛教文化的依赖程度要更多一些。
由此可见,西域戏在生成历程中,所受到佛教文化的沾溉,一方面是缓慢发生的,另一方面又是渗透在各个方面的。缓慢发生揭示了这一过程经历时期漫长,自汉代至元代包含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时期;而渗透在各个方面,是指戏剧要素当中任何一个方面,佛教文化的影响都清晰可感,音乐、唱词、道具、装扮、角色等等全部包括在内,都能看到佛教文化的影子。
(二)研究方法
笔者在书稿行文中采用文献考证的方法,通过逐个问题的具体解决,来探讨佛教文化在西域戏剧创生过程中的催化作用。本书稿涉及的文献较多,其中最特殊的是佛教翻译成汉文的文献。除此之外,还包括历朝历代笔记小说、杂文当中有关佛教文化与戏剧要素关系的文献。因此,如果说本书稿对前辈的研究成果稍微有所推进的话,那就是:一、逐个分析了佛教文化浸润下的西域戏剧要素对我国西域戏形成的作用,二、论证过程中大量使用了佛教汉文典籍,援引使用了许多佛教中的新材料,如《大藏经》等。
最后,笔者本书稿的立足点并非佛教,而是佛教文化浸润下的西域戏的生成史。另一方面本书稿对佛教文化的界定也主要是在其外部形式,尽量避免论及其内在博大精深之教义教理,毕竟这不是以笔者之力能够说清楚的。因而本书稿大致包括了以佛教经典中的故事内容作为题材的两部佛教戏剧,而对佛教戏剧《目连戏》予以规避。除此之外,与本书稿相关的还有一系列问题,例如西域早期戏剧歌舞当中的“兰陵王”“踏摇娘”这些歌舞因素与佛教文化的相互联系、元杂剧角色中的部分角色如“净”“末”外,剩余的角色和佛教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敦煌讲唱文学中,除去书稿中介绍的《黄宫养》《五台山曲子》之外,还是否存在其他佛教戏剧曲词等,这一系列问题,限于笔者学识与能力有限,在短期很难有一些明确的结论。因此,笔者希望将此课题作为毕生的追求去探究,对于上述这些问题,以待来日慢慢探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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