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道路的安全性与文物保护单位地基的影响

1.消防安全

目前，与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关系密切的规章、规范主要有《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2015年）、《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表2-3　消防道路与消防装备对应表

表2-4　民用木结构建筑之间及与其他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2015年），将“依法划定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确定为文物建筑防火保护区，防护对象包括文物建筑本体及保护范围内与文物建筑毗邻的、不能进行防火分隔的其他建（构）筑物。将“依法划定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确定为文物建筑防火控制区，防护对象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以外、建设控制地带内需要提高消防能力的建（构）筑物。强调在文物建筑防火保护区与控制区之间，宜采取道路、水系、广场、绿地等防火隔离带或其他有效的防火措施进行分隔。消防道路应满足消防装备安全、快捷通行的要求，宜设置环状消防道路，最小道路净宽度为3米，以不小于4米为宜。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5米，转弯半径以9米为宜。供一般消防车通行的尽端路应设置回车场地，回车场面积不小于12米×12米。

表2-5　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

中国传统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多数属于三类、四类防火等级，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的要求，木结构建筑与一、二级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8米，与三级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9米，与其他木结构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为10米。两座木结构建筑之间或木结构建筑与其他民用建筑之间，外墙均无任何门、窗、洞口时，防火间距可为4米。外墙上的门、窗、洞口不正对且开口面积之和不大于外墙面积的10%时，防火间距可按相关标准减少25%。但同时也应考虑到，中国传统建筑有自己独特的防火手段（如设置防火山墙），消防间距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小。由《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2015年）的一些条文以“宜”做修饰，可知其并非强制性规定，而是建议性条款。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形制等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消防问题的复杂性，适宜的消防安全间距是多少难有定论，不宜一刀切。

2.地基安全

地基安全是文物保护单位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我国涉及地基安全的国家规范主要有《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2009）、《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GJ 311—2013）。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2009）要求，从基坑边缘以外1～3倍开挖深度范围内需要保护的建（构）筑物、地下管线等均应作为监控对象。必要时，应扩大监控范围。

《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GJ 311—2013）要求，在现场勘查及环境调查环节，应查明既有建（构）筑物的高度、结构类型、基础形式、尺寸、埋深、地基处理情况和建成时间、沉降变形、损坏情况等使用现状，勘查与调查范围应超过基坑开挖边线之外，且不得小于基坑深度的2倍。

从上述规范可以看出，新建项目很可能对基坑深度2～3倍的范围产生影响，虽说现代施工技术能够将影响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但对文物保护而言切不可掉以轻心。新建工程（包括地上工程、地下工程）对文物保护单位地基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地基塌陷、地下水位沉降等方面。在建设控制地带兴建地上工程，比如建设高层建筑，易造成地基塌陷、地下水位沉降等威胁。地下工程包括铺设地下管道、建设地铁、建设地下人防空间、开矿等。地铁对周边文物保护单位的影响最大，而且是持续性影响。地铁建设是中国城市方兴未艾的浪潮，如何化解和防范地铁工程对文物保护的影响，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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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重庆大足石刻

3.污染防治

学者王景慧、阮仪三、王林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一书中提出，绝对保护的国家级、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按文物保护规定，其周围要划出50米的保护范围，不得有易燃、有害气体及性质不相符的建筑及设施。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比较契合文物保护的需要，同时对城乡建设活动的影响也比较小。

4.水害防范

地处山区、水体旁侧等环境的不可移动文物，防范水害是头等大事。

石刻类文物，岩体可能会由于渗水、盐碱化而变得脆弱，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崩塌。水是破坏石刻文物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南方丘陵地区，雨量充沛，湿度偏高，防范水害是保护文物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重庆大足北山石刻长期饱受水害侵蚀，为改变其生存状况，有关部门在修筑保护大棚前找到了山体地下渗水的根源，截断了水流，最终实现了标本兼治的目的。如今任何时候去参观北山石刻，保护大棚内的不可移动文物都保持着干燥状态，成为文物保护的成功范例。

不可移动文物创建于多年之前，随着周围地势不断升高，其所在区域往往成为洼地。地下水毛细渗透、雨水排水不畅，都会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侵蚀和破坏。编制保护区划，应考虑如何防范、化解水害因素，否则，将付出较大代价。太原唱经楼是第七批国保单位，位于太原市迎泽区鼓楼街，创建于明万历年间，后多次修缮。由于太原城市发展变迁等原因，唱经楼主体与附属建筑处于比四周街道低0.52米的低洼坑中，主体结构严重变形。最近一次大修时，采取的方案是将其整体落架抬升，付出了高昂的修缮成本，最终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困扰唱经楼的水害问题。

5.噪声防控

学者王景慧、阮仪三、王林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一书中提出：“保护范围的确定，不仅要满足视线的要求，还要考虑到噪声等对古建筑的破坏及对游览观赏者的干扰。从噪声对人的干扰声及耐受程度分析：65dB感到很吵闹；70dB使人心神不安，听觉疲劳；80dB对人体健康引起产重危害。因此，有绝对保护要求与游览景点等的噪声应控制在55dB以内，最理想应达到45dB，这样可以达到宁静安全的要求。城市噪声源是随距离而变化的。”“按保护要求，一级保护区内不准干道穿越，在二级保护区范围内也排除大型卡车的通行，所以按最低要求，距重点保护点100米，噪声50～54dB较合适，依此分析，50米，100米，300米为从噪声干扰出发的三个等级的划分保护范围。”

6.消减震害

地震等自然灾害，交通、建设等活动产生的各种振动，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稳定、安全影响较大。城市兴建高层建筑开挖深基坑过程中的机械打击，有可能损伤周围建筑的基础、墙体。建设活动导致的振动影响较大但时间较短，而长年累月的交通振动易造成不可移动文物的疲劳损坏，且其影响是渐进式的，短期内难以观测和评估，往往要经过数十年才会显现。震害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的损害多不可逆，灾难性后果难以补救。

振动通常伴随着噪声，噪声又易引发固体振动，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不利影响。比如摩崖石刻类文物保护单位，需要防控持续的噪声及震动对石刻的影响。位于吉林市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由于旅游区的主干道距摩崖石刻山体正前方不足十米，频繁往来的机动车造成的震动导致石刻群岩体产生多处裂缝，有些裂缝直接影响摩崖石刻所在山体的整体稳定，威胁到文物的安全，对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建筑类的不可移动文物也容易受到震害影响。中国古代建筑广泛运用的榫卯结构虽有吸收消纳震动能量的功能，但年代久远已造成其结构脆弱，长期的震害会导致其地基下沉、墙体开裂，比如，陇海铁路从新安函谷关附近通过，交通振动已对文物本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关楼拱顶、墙体多处出现裂缝。

图2-11　洛阳函谷关拱顶砌体裂缝

地震等自然灾害难以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震害多是可控的。编制文物保护区划时，应规避铁路、公路等穿越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范围，严格限制建控地带的建设开发活动，将震动对文物的影响控制在最小。

除此以外，台风、光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文物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