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法纪颠倒下的血淋淋历史真相

“一二·一”事件发生以后，在昆明除了《学生报》外，公开出版而又有影响的报刊中，惟一能仗义执言，为罢课学生说几句公道话的只有《民主周刊》了。在蒋介石《告昆明教育界书》发表之后，敢于对这篇本末倒置、是非颠倒的文告驳斥的报刊，除了《学生报》外，《民主周刊》第二卷20期又发表了高光写的《“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一文，文中义正辞严地一一驳斥了老蒋的这个文告。高光说：“破坏纪纲的是本月一号以前的党政军当局。”对蒋介石所谓的法纪，高光的文章也尖锐指出：“此次惨案之所以发生，主要的是法纪颠倒。”因此“要正法纪，先得正破坏法纪的党政军当局”。对老蒋提出的要学生复课一事，高光在文中回答道：“问题不在用空洞的劝告使学生复课，而是根据是非的处置，具体解决学生所以罢课的主因。”

这文章尖锐泼辣，我读了感到很解气。尤其是开头直指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那段话，我一读再读，在寝室里我也朗读给其他几个同学听。高光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从11月25日到12月1日，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不体面的一周，也是从国民党成立以来最不光明、最被玷辱的一周。”

在国民党统治区，敢于用这样的语言，直指国民党统治心脏的文章，在我来说，是第一次读到，也是读来最解气的文章。从这以后，我就开始注意署名高光的文章了。凡是他写的文章，我都要看，而且总是先睹为快。有一天，我把这看法和秦文良、汪友沅两个说了，他俩相视一笑，没有说什么。过了不几天，汪友沅递给我一本《民主周刊》的附本，书名是《论“一二·一”运动》，作者署名史刚，并有吴晗先生写的序。序中有一段话，使我很激动。吴先生写道：“我保存了每一份宣传品，每一种有关运动的史料，当然，也包括有专以造谣侮蔑为业务的中央社史料在内。……就历史范畴说，我也有这权威凭借第一手资料，记载分析以至论赞这一时代的承前启后的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历史学家的自白。好极了！这种文风，我好像过去读到过，那么亲切和熟悉，却又一时说不清楚这是谁的文风。我狐疑地望望汪友沅，他却瞪着我，带笑不笑地问：“看出点什么来了吗？”

“文笔我很熟悉，但一时又说不清楚。看来你是知道的喽！”

他逗着我的耳朵轻声说：“吴晗即高光，高光者吴晗也！”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只有正直的历史学家，才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记载下他们见到的历史真面目。

这时吴先生那中等个儿，并不怎么梳理却也不见零乱的短发，眼镜片后闪烁的双眼，显得很有神，他看人时那专注的神情，使我无法忘怀。

好像是汪友沅对我讲过，吴晗先生是在浙江义乌县一个寒苦家庭长大的。他靠个人的勤奋，从中国公学转学考入清华大学读历史。经罗尔纲先生帮忙，得以在清华大学每天工作两小时，靠每月15元的劳动报酬而完成了学业。

在清华这段时间，吴晗已在文史界崭露头角，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被聘为《文学季刊》的编委，《清华周刊》文史栏的主编。因此，他还没等毕业，傅斯年、蒋延黻这些教育界的要人都已争着要他去他们主持的大学教历史。他是唯一打破清华没有出洋留学就得以留校任教的教师。

吴晗选择了清华大学，这毕竟是使他得以成长的母校啊！

可是中国，我们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面对中国军队不战而退的现实，在国是日非的形势下，吴晗感到异常苦闷，他忍不住挥笔给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充分宣泄了他的愤怒。他说：“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千万同胞被屠杀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在着的时候，这一痛苦如何能忍受！”

他这种情绪，在偶然碰到一个东北难民之后，更加重了。一天，吴晗在去逛旧书摊返回的途中，见到衣服褴褛的两母女蜷缩在胡同里的一棵老槐树下，那凄凄望着他的年轻母亲，眼光好似快要灭的油灯，幼小的女儿吮吸着她那没有了奶汁的奶，哭声仿佛蚊子嘤嘤般细弱。面对这奄奄待毙的母女二人。他不由得止步低身询问：“你们从哪儿来？”

“关外！”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她意欲举臂一指来的方向，但刚抬起的手臂，却又无力地松搭下来。哦，她连抬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啊！

这时，那妇人向他哀求道：“先生，救救……我……小孩！”两行清泪流过她黑而脏的面颊。

吴晗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放到她颤抖的手里，急急地离开了。

吴晗一迈进门，他的妻子、历史学家袁震，见他一副忧郁、激愤的样子，心知他一定又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忙给他倒了热茶，扶着他的肩头柔声地问：“又碰上不痛快的事啦？”

吴晗轻轻抚摸着妻子的手，沉默许久，方才长长叹了一口气，说出了他遇到一对逃难母女的事。说着，他的泪水已夺眶而出。袁震为他捂了毛巾，让他擦了一把脸。

吴晗的情绪这时平静一些了。袁震这才说：“老百姓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只是现象，我看他们实际上就像南宋王朝一样，为了反共，他们是打算当儿皇帝的！”

吴晗听了妻子这话，不无震动。可现在他没有心绪去思考和发表意见，只摇摇头说：“东北三省在张作霖父子手下统治了那么多年，一声枪响，就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多么可悲，可叹！”

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书房，拿出文房四宝写了两首七律古体诗，放下笔来，望着窗外的一角蓝天，想着给胡适老师的信，不知他是否收到。为什么这么久了，不见他回信呢？吴晗在彷徨、等待和沉思中过了一段日子，有一天，袁震为他带来了一份刊登有胡适《赠与今年大学毕业生》一文的报纸。

吴晗急急坐下看了几遍，文章中要学生在国难当头之日，更应有科学救国的决心，要“少读些主义，多作些研究。”

吴晗在想，也许这就是老师对他写的那封议论国是的信的一个回答。这之后，吴晗又沉思下去了，沉到明代史实的海洋中。他选了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独揽国家大权，迫害宰相胡惟庸而制造的特大冤案，撰写了《胡惟庸党案考》。

吴晗依然没改变他逛旧书摊的爱好。这一天他在书摊上偶尔发现了记述明代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阉党斗争史实的《碧血录》，他把这本书买回去，一口气读完之后，及时写下他读后的心情：“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 岂不快哉！”

袁震走进房门，见到了他这一段抒发心胸的文字尚墨迹未干。她望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念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最后那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千古名句。吴夫子还年轻轻的，却想怎样死才快哉，哼！”

吴晗哈哈笑了：“娘子所言极是”这京剧里常用的道白，一下惹得袁震也捧腹大笑。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越来越加紧，北平的清华园已非安乐之地。1937年上半年，吴晗接到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信和聘书，聘请他到云南大学初建的中文系教中国通史。不久，他和袁震到了昆明。

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进逼北平。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被迫离开北平、天津。先驻长沙，后迁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吴晗又被聘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系教授。

汪友沅同意我跟他一块儿去西仓坡吴晗先生家走一趟，以便我今后在研究中国历史时碰到问题，也好随时向他求教。不料，我们刚到他家门口，就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说：“……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会给学校惹麻烦，他们就不再给你下聘书……”(www.xing528.com)

我和汪都怔住了，这时屋里又传出了吴先生平静的话音：“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灭亡之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了这个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解聘，哼，这有什么关系。”

吴先生这番话，使我感动得几乎落泪。

汪友沅低声对我说：“这种时候不是请教吴先生的适合时刻，另选时间吧。”

我俩正返身要走，吴先生已送着一个西装革履的朋友走出门来。他一见我和汪友沅，立刻邀我们到屋里坐。

一进门，我就看见闻一多老师用古篆字写的一张横幅挂在墙上，横幅写的是《论语》中的话：“鸟兽哉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篆字古朴中透出灵秀之气，使我无法把视线挪开。后面那“甲申岁除夕书为 辰伯兄补壁 一多”的字样，一笔一画和高低远近，都安排得疏密有致，恰到好处，既不喧宾夺主，又和篆字正文相得益彰。

我正在为闻一多老师这么一副题字的美妙而陶醉着，汪友沅扯扯我的衣角，向吴晗介绍说：

“吴先生，这位是听你的课的史毅同学。他要我带他来认识先生，也好日后来向你求教。”

吴先生显得很高兴，仔细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之后，笑着说：“史毅，史毅。这名字取得好啊！学习历史要有所得，是该有点顽强的毅力才行。”

汪友沅和我，都被吴先生如此风趣地鼓励说笑了。

还没有等我开口，吴先生却先问起了我逃难的经过。我一一向他说了，讲到伤心处，难免又有一番叹息和伤感。吴晗先生一边听我的陈述，一边还递给我一块温热的毛巾，让我擦脸。他还给我倒了热茶，劝慰我说：“全国四万万同胞，有多少人像你一样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啊！”

说这话时，他紧皱双眉，神色严峻，他和我一样，心情沉重极了。我知道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中，很多人都有像我这样的一段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

“哼，刚才还有个好心的朋友来劝我埋头研究学问，说过多议论国是，学校当局就不再给我发聘书！”他说这话时，显然又来了气。汪友沅正要张口劝慰。吴先生又叹了一口气说：“唉！作为我来说，我何曾不希望把时间精力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正在准备撰写的《明太祖传》，还需要我花多少工夫啊！”说到这儿他沉默了。我和汪友沅互相望了一眼，一时拿不定是告辞还是和吴先生继续讲下去。这当儿，吴先生又开口说了：“有一次会上，闻一多先生说：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时他双眼炯炯地望着我们，继续说道：“我曾经和闻一多先生相约，等到国家民主政治实现了，我们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

说完这话，他双眼望出窗外。他那对未来一派向往的神情，不知是盼望民主政治的到来呢，还是向往能早日退回书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吴先生说道：“小汪，”吴先生心绪稍定之后，又说：“前不久在罢课还是复课问题上，我责备过你，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你别放在心上哦！”

汪友沅忙欠身回答说：“吴先生，您别这么说……”

汪友沅正要进而解释，吴晗按住他的肩，让他坐好之后，继续说道：“我想，你当然也不会在意。但说一说，我心里痛快些。当然，我找你来，也不光是为这么点事。我想问你：对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事，他怎么看？”

汪友沅沉思片刻，仰头对吴晗说：“吴先生，他由于在重庆谈判期问过于劳累，回延安后身体一直不好，一直很少露面。美联社的一位记者到延安，他还是亲自出面接见这位记者，还发表了谈话。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消除。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将无保留地出面参加。在他养病期间，对美联社记者所谈的上述这些话，毫无疑问，说明他对马歇尔来华调解是抱有希望的。”

吴晗专心听着，不住地点头。听汪友沅说罢，他轻轻一拍大腿，说：“这就好了，中国未来的民主有希望了。”

吴先生问的是“他”，汪友沅回答的也是“他”的话，这一问一答真叫我纳闷：这个“他”究竟谁呢？我心知他们之间是在打哑谜，这种时候，我有心要问也不便启齿。只听汪友沅又说：“吴先生，这只是学生个人的看法……”

吴晗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师生谈心，又不对外发表，别在意。照此看来，你对局势的分析还是乐观的。”

汪友沅沉吟片刻，又说：“吴先生，作为我个人的看法，有见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要受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在他们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之间，国会与总统之间的争斗，相互牵制的复杂关系，我只能抱谨慎的乐观。吴先生，我说错了，您别多心！”

吴晗笑笑说：“我们教授间也有争论。对我来说，去掉谨慎二字就行。”说罢他自己又嘿嘿地笑了。

我在一旁听了半晌，担心他们说个没完，就向汪友沅丢了个眼色，示意他该走了。他理会了我的意思，就站起身向吴先生告辞。吴先生一直把我们送到西仓坡脚的翠湖边，这才返回家去。

单只有我和汪友沅在一起了，我就大着胆子问他：“你说，吴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给马歇尔将军上书，希望他能帮助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这你怎么看法？”

汪友沅望了我一眼，说：“这也是一种民意，而且是有分量的民意嘛！”

我发现在这些事上他不愿和我多谈，就没有再问。这时的翠湖美极了，静静的蓝幽幽的湖水，倒映着白云漂浮的苍穹和堤畔的一排排树影。几只长脚的鸟，在枯黄的残荷中寻找食物，显得那么自由自在。不知怎的，我忽然又想起了汪友沅和吴先生谈到延安时，所打的哑谜。我忍不住问：“老汪，你们说的那个他是谁呀？”

汪友沅向我神秘地笑了笑，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