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控模式的完善及其意义

前述所论之刑前犯因史风险评估处遇体系、矫正中风险评估处遇体系以及处遇响应率体系共同组成了依循风险需求响应模式而紧密结合的风险分类管控矫正体系的基本架构。这个架构尚需具体的制度和法律设计，以形成针对不同犯罪风险层次的动态有效的社区矫正制度设置。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虽然明确规定了对管制、缓刑和假释者的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如何评估犯罪人风险并量定和执行具体的社区矫正措施之规定相对缺失。《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主要规定了社区矫正之机关归属、权限和程序等基础设置，而没有对内部风险之分类管控指标体系进行表述和设计。我国目前多地试行的社区矫正评估办法，虽然采取了法定积分制和制度风险指标体系的举措^[21]，但尚不完善，且其指标评价对风险评估来说亦有所偏移。如部分地方主要通过被矫正者之服从态度表现因子（如是否提交总结等），而非客观风险程度因子予以评价确定处遇措施^[22]，可以说在评价因子择取方面存在着偏差。未来以风险需求响应模式为理论进路设计完整的风险评估与处遇机制，对社区矫正制度和实践的完善有必要意义。

我国当下不少地方通过制度考察对国外的成熟矫正评估机制如CAIS和OIA等进行了“拿来主义”式借鉴，然而却存在许多规范适用问题，不得已在实践中重拾“诊断式”个案应对的方法，改造处遇仍存在随意性大和标准不一的难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对规范的科学性和全面性认识不足。一方面，在对国外矫正评估机制进行借鉴时，缺乏对评估因素的在地化论证和实践分析，盲目照搬造成了部分风险评估因素（如国外强调的种族、持枪史等因素）不适用我国国情或在我国意义不大，因此，评估结果误差较大或不具有可行性^[23]；另一方面，在对国外矫正评估机制借鉴时，未能配套借鉴其相应的处遇机制，因此，出现重评估轻处遇的难题，风险评估的结果更多是为了对重点人员管理工作的方便而非出于分类改造的目的，风险评估无法对具体处遇形成有效规范，使得评估失去了基本意义。因此，要将风险管控落实到实践，不仅要形成基于风险评估和处遇的矫正规范，还要保证规范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否则就会导致实践中规范落空，实际退回行刑个别化和随意化的旧路上去。而要保证规范科学性和全面性，在形成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及其对应的处遇措施规范时，就必须考虑我国犯罪风险的实际展现状况和犯罪人的在地化特征，需要在大量实证研究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方能形成适应本地需求的风险评估和处遇规范。^[24]

特殊预防的理论预设相信，不需要相关刑事规范，仅靠执法者个别处遇即可实现社区矫正目的，而相关西方实践证明这恰是一种理论误解。在风险类型管控进路下，设计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体制可避免重蹈西方的理论和实践覆辙，又能兼顾一定的特殊预防目的，为保障社区矫正制度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提供一种新思路。

基于风险管控社区矫正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风险管控机制运用于社区矫正实践之中，形成有效的风险管控实践模式。国外发达的社区矫正实践在长期的经验探索过程中，形成了逐渐演进的社区矫正实践代际模式。首先，发达国家社区矫正实践早在1970年代之前兴起的一股因循特殊预防个别化逻辑的所谓“诊断式处遇”模式之热潮，虽然，未能区分危险与风险之根本差异从而落入了“缘心”处遇的主观专断式窠臼，但“诊断式处遇”毕竟首次强调了人身风险性之存在及其在社区矫正中的核心作用，所以，西方的风险管控论者都将这种机制视为是第一代风险管控模式。其次，真正将风险因素作为人身危险表征，通过风险因子架构社区矫正评估处遇机制的是第二代风险静态量化实践模式，即从犯罪人过去的生活史和行为史因子来可靠预测评估其当下人身风险性程度并采取相对的处遇措施。由于其强调人身风险性的稳定不变和历史预测，所以是静态模式，但无法考察人身风险性因素随时间维度的动态进展而具有局限性。再次，在批评静态模式无法动态反映风险因素变化的基础上，第三代动态量化模式综合了影响人身风险的历史性常量因子和现时性的变量因子，力求建构更加科学有效的动静结合式风险管控体系。由于强调受刑人人身风险的变量因子追踪与评价，所以，特别注重社区矫正实践中受刑人与社区矫正处遇措施的互动性变化，要求对人身风险相关之现时动态信息进行敏感性监控。然而，在检讨了动态量化模式之不足在于无法合理确立风险动态因素与静态因素之间的具体联系问题之后，风险管控模式演化为进一步整合动静因素的三维风险需求响应模式，其将社区矫正的风险评估与处遇机制细化成以实现最大程度降低再犯率为目标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风险指标（Risk Index）维度，其意涵是通过对社区矫正前犯罪人之犯因性历史的回顾性调查和评断来量化犯罪人身风险性基本指数区间；二是需求指标（Needs Index）维度，其意旨是以考察现时犯罪人之动态犯因性需求的变化及时修正和补充风险指标所厘定的处遇措施；三是响应性指标（Responsivity Index）维度，这个指标用来表征犯罪人之风险水平对矫正措施的响应效果，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提高矫正处遇措施之有效性以求达到矫正处遇机制的效益最大化。

风险需求响应模式以风险水平的评估与监控为核心，较全面地平衡和整合了影响风险水平的犯罪史因素、现时变化因素和处遇措施有效性因素，以求最大程度提升社区矫正制度的科学有效性，是目前最有效的风险分类管控进路下的社区矫正模式理论。目前，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社区矫正实践模式如威斯康星矫正体系和加拿大罪犯矫正量化评估指标，都是在风险需求响应理论指导下的逻辑展开，这一模式最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完善的三维风险管控机制，避免逐代演进的覆辙，且需要根据我国实际需要确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刑事司法特点的风险评估处遇和风险响应机制。

【注释】

[1]参见李川：《从特殊预防到风险管控：社区矫正之理论嬗变与进路选择》，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

[2]See，Andrews D．A．，James Bonta，Stephen J．W．．The Recent Past and Near Future of Risk and／or Need Assessment．Crime ＆ Delinquency，2006（1），p．20．

[3]See，Webster C．D．，Douglas K．S．，Eaves，D．，et al．The HCR－20：Assessing Risk for Violence（Version 2）．Burnaby：Simon Fraser University，1997，p．43．

[4]See，Andrews D．A．，Craig Dowden．The Risk－Need－Responsivity Model of Assessment and Human Service in Prevention and Corrections：Crime－Prevention Jurisprudence．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2007（4），pp．439－440．

[5]See，Hoffman P．B．，Beck J．L．．Parole Decision－making：A Salient Factor Scor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1974（2），pp．196－198．

[6]See，Correctional Service of Canada．Revise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n Recidivism Scale．Ottawa，1996，p．36．

[7]See，Andrews D．A．，James Bonta．Risk－Need－Responsivity Model for Offender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Ottawa：Public Safety Canada，2007，p．10．

[8]See，Bonta J．，Wormith S．J．，G．McIvor，et al．．Developments in Social Work with Offenders．Philadelphia：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2007，p．73．

[9]See，Gendreau P．，Little T．，Goggin C．．A Meta－analysis of the Predictors of Adult Offender Recidivism：What works！．Criminology，1996（34），pp．575－560．

[10]See，Campbell M．A．，French P．D．S．，P．Gendreau．Assessing the Utility of Risk Assessment Tools and Personality Measures in the Prediction of Violent Recidivism for Adult Offenders．Ottawa：Public Safety Canada．2007，p．67．(www.xing528.com)

[11]参见杨诚、王平主编：《罪犯风险评估与管理：加拿大刑事司法的视角》，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2]See，Andrews D．A．，Bonta，J．L．，Wormith S．J．．The Level of Service／Case Management Inventory（LS／CMI）．Toronto：Multi－Health Systems，2004，pp．55－57．

[13]See，Ogloff J．R．P．，Davis M．R．．Advances in Offender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Contributions of the Risk－Needs－Responsivity Approach．Psychology Crime ＆ Law，2004（3），pp．230－231．

[14]金碧华：《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的分析与思考》，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5]Andrews D．A．，James Bonta．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4th ed．）．Newark：LexisNexis，2006，p．37．

[16]See，Andrews D．A．，Dowden C．．Managing Correctional Treatment for Reduced Recidivism：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Program Integrity．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2007（10），pp．174－176．

[17]参见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18]See，Peter B．Hoffman．Twenty Years of Operational Use of A Risk Prediction Instrument：The United States Parole Commission's Salient Factor Score．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1994（6），p．479．

[19]See，Edward J．L．，Brian L．．The Role of Offender Risk Assessment：A Policy Maker Guide．Victims ＆ Offenders，2010（3），pp．203－205．

[20]See，P．Raynor．Risk and Need Assessment in British Prob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LSI－R．Psychology Crime ＆ Law，2007（2），pp．125－126．

[21]参见于阳：《完善我国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基于再犯危险的分析》，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11年第8期。

[22]参见张新民主编：《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23]参见金碧华：《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的分析与思考》，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4]如江苏省通过对本身社区矫正犯罪人的实际犯罪因素的实证调研和研究，结合在地化特色因素设计了江苏省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完善性还在进一步发展。参见张新民主编：《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