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犯罪学：为风险管控提供理论基础

在社会关系急速变迁和社会要素快速流动的今天，社会风险也在快速生发和放大，犯罪风险作为社会风险的极端表征之一，是社会需要首要预防和控制的对象。然而，传统以矫治为主的犯罪处遇模式在这一风险管控情势下显得力不从心，矫治的过程性和渐效性无法应对风险前置性管控和即效性管控的需求，因此，重大风险犯罪的突发无法有效抑制，如恐怖主义犯罪和无差别群伤性犯罪的发生，凸显了旧有的矫治犯罪学理念的不足。犯罪学面对风险管控需要新的思路，他者犯罪学正是在这一背景要求下应运而生。

著名犯罪学家加兰德在分析当前风险社会下犯罪学的复杂结构时认为，当前存在两个取向完全相反、存在相互矛盾的犯罪学或刑事政策取向：一方面是坚持传统社会决定论取向的、将犯罪人当作自己人处遇的自我犯罪学（Criminology of Selves），认为犯罪人也是社会民众的一部分，犯罪人的犯罪原因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所决定和造成的，因此，国家和社会对犯罪人有教育矫治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在谅解犯罪人的基础上，通过尽可能丰富的教育矫正手段恢复犯罪人的正常人格，使之顺利复归社会。另一方面是以风险控制论为取向的将犯罪人当作敌人排斥的他者犯罪学（Criminology of Others），认为犯罪人是造成社会风险的、需要加以控制和排斥的非我族类，对待犯罪人应该如同对待战争中的敌人般时时刻刻警惕其风险并采取隔离排除的方式控制其风险。这两种犯罪学取向存在此消彼长的相互对立关系，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和社会预防需求而分别占据理论优势地位。^[1]

加兰德认为随着风险社会时代的来临，犯罪风险和社会不稳定性大大增加，社会中的对抗和冲突愈加广泛和复杂，主流民意越来越强调对社会的控制和监督的重要性，要求司法部门提前发现风险和预防风险，对有一定危险的犯罪人提前加以处置预防，而对长效的教育改造过程显得不再具有耐心。^[2]因此，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取向在风险社会之下是倾向于他者犯罪学的，认为由于风险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社会对风险控制的时效性和控制力度都必须大大增强，而传统自我犯罪学所依靠的教育矫正来消除风险机制时间过于漫长、矫正效果有限，因此，都远远不能满足风险社会的犯罪风险治理的要求，所以，必须采取更直接有效和前置迅速的风险控制手段。约克·杨也同样认为，社会正由于风险管控的需要而朝向一个更隔离与排他的方向发展，多样化的社会控制手段被用来应对各种不同的风险预防，刑事政策总体趋向控制惩罚，强调即时性效果和随时风险防范，从而不得不依赖于风险管控为出发点的隔离型犯罪学理论。^[3]他者犯罪学正是这种隔离型犯罪学的典型代表。(www.xing528.com)

他者犯罪学所倡导的区分隔离和管理监督机制就为满足风险控制的这些需求提供了良好的智识资源，因此，他者犯罪学的诸多机制成为新时代社会风险控制的主流手段，风险控制因此具有了监督管理的内涵，从单纯的一般意义上的预防变成了他者犯罪学意义上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从而形成了向风险管控理论的形塑。这种形塑进一步通过刑罚学理论对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刑罚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社区矫正的风险管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