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矫治理念存在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社区矫正制度的雏形就始于早期美国法庭所确认的志愿者基于朴素教育矫治观而对犯罪人的教育矫正[9]；而社区矫正的兴起也受教育矫治论流行的直接推动。传统的社区矫正从评估体系到行刑措施都是围绕着教育矫治目标而设计展开，社区矫正就是为了实现对犯罪人的良好矫正而实施的专门制度，可见教育矫治对社区矫正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然而，1970年代世界范围内社区矫正的种种实践问题接踵而至，甚至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社区矫正并不是一种成功的矫正制度。这一判断所代表的公众质疑给了社区矫正制度和教育矫正理论以沉重的打击，行刑理念此消彼长之间，报应论和惩罚论出现了超越教育矫正地位的理论回潮。社区矫正也更加倾向于严厉的监管措施与社会的积极参与，虽然并不否定教育矫正的核心地位，但仍然导致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报应惩罚与教育矫正的取向之间摇摆不定。值得反思的是，这种报应惩罚与教育矫正互相抵触、此消彼长的传统行刑机能逻辑结构造成了社区矫正制度取向的不稳定性，导致实践中制度反复和矛盾迭出，影响矫正效果和有效性。因此，这就要考量是否能够有新的思路和框架对其进行突破，使得社区矫正成为符合社会特征和司法需求的稳定结构。特别是进入21世纪，风险社会语境下，犯罪风险管理和控制成为新的行刑目标，这就进一步需要社区矫正的传统理论模式进行符合风险时代特征的转型。
不得不说，风险管控的新刑罚学为这一社区矫正理论转型提供了既符合时代需求、又保证社区矫正安定性的思路突破。风险管控刑罚学用风险叙事代替了传统的各种行刑机能目标，从而将以前存在相互抵触关系的报应惩罚和教育矫正分别以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逻辑勾连，并增添了风险防范的新维度。[10]这样，以传统教育矫正为核心、与报应惩罚此消彼长的矫正论就被多元风险防范的风险管控理论所取代：以风险话语表达，教育矫正就转换为通过人格修复实现对未来长远再犯风险的管控；报应惩罚转换为通过被害人正义主张的满足实现对加害－被害的社会撕裂风险的管控；风险防范还应包括对矫正中当下侵害社会风险的管控。通过对未来再犯风险、当下侵害风险、社会撕裂风险的管理和控制，社区矫正不仅能够兼具原来教育矫正与报应惩罚的功能，还能对存在龃龉关系的二者进行体系性定位和整合，并增加对当下社会风险防范的关注，实现对风险社会需求的满足与回应。(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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