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际的复调叙事：《我和我的祖国》与《前夜》的创作风格对比》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由“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陈凯歌领衔担当总导演，共集结了不同年龄与代际的七位创作者：陈凯歌（1952年出生）、张一白（1963年出生）、管虎（1968年出生）、薛晓路（1970年出生）、徐峥（1972年出生）、宁浩（1977年出生）、文牧野（1985年出生）。导演们多样化的创作旨趣与文化背景，使得七个片段最终汇成了一首跨代际、多声部的协奏曲。

总制片人黄建新称该影片的创作理念可以归结为：“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其中的“历史瞬间”一词颇为值得探讨。纵观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尤其是早期以“开天辟地”“大决战”系列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总是洋溢着一股宏大叙事的冲动。即便21世纪以来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电影在娱乐化方面效果显著，但叙事上仍是典型的史诗模式。这些电影追求在一种总体性视野中讲述具有因果联系的重大历史进程，忽略细节与个体，本质上秉持的是一种“宏观史学”。

近些年来，我国主旋律电影的“微观叙事”趋势愈加明显，这反映出的是电影创作中“微观史学”（microhistory）立场的上扬。实际上，相较于书写史学（historiography）而言，视听史学（historiophoty）原本就偏重于叙述而非阐释，擅于呈现历史细节与人物情绪。例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就指出，在通常的故事架构中，剧情电影可以用历史传记或微观历史的模式来重述历史。在微观历史中，“电影可以展示—或许，更准确地说是推测（speculate）—过去如何被体验并且发生出来，以及其中重要力量和重大事件演进的在地体验与细节”^[85]。我国以往的许多主旋律电影常被诟病为过于“概念化”“说教化”，正在于让擅于叙述故事和呈现细节的电影承担了过多的分析、阐释历史的功能。

《我和我的祖国》选择展现短暂的历史瞬间而非完整的历史事件，展现出的正是一种“微观史学”的立场，尽管其片段式的微观叙事最终又被统合在宏观的历史进程中。无独有偶，2019年还有一部以主打“时刻”的主旋律电影，那就是聚焦1949年3月党中央领导人进驻香山至1949年10月开国大典举行这一转捩点的《决胜时刻》。影片的一大显著特色就是放弃宏大叙事，紧紧围绕生动饱满的人物，以散文化与生活化的手法深入英雄与小人物的情感世界。而与《决胜时刻》相比，《我和我的祖国》的集锦式创作使其微观叙事呈现出异中有同、相互应和的复调特点。(www.xing528.com)

首先在类型策略上，影片体现出类型多元杂糅的面目。七位导演中，既有擅于执导喜剧片的徐峥、宁浩，也有长于爱情片创作的张一白、薛晓路；既有追求作者风格的陈凯歌、管虎，也有熟悉年轻一代审美趣味的文牧野。21世纪以来狂飙突进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所催生出的创作主体的多元化局面，在这部影片中体现得较为显著。尽管七个片段围绕的都是某个短暂的历史瞬间，但处理历史瞬间的手法却各自有别。管虎执导的《前夜》有意采取了“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模式，让主人公林治远不断突破困境又陷入困境，在短时间内营造了悬念迭出、紧张刺激的叙事节奏。徐峥的《夺冠》和宁浩的《北京你好》虽然都采取了喜剧片样式，但处理方式却有所区别：前者巧用了“重复”的喜剧手法，后者则注重以“巧合”构建戏剧冲突。张一白执导的《相遇》将原子弹爆炸的历史瞬间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絮语巧妙糅合，找到了个体情感与时代情绪的结合点。有论者指出，“2019年主题电影创作的新趋势可以简要概括为类型化，具体说是多类型并举，也就是让主题电影创作沿着多种中国式类型片的范式走，各归其类，各循其矩，分头发展”^[86]。《我和我的祖国》的类型多元杂糅面目正集中反映了当下我国主旋律电影在商业化和类型化方面取得的实绩。当然平心而论，影片七个故事的艺术水准是参差不齐的，例如《回归》与《护航》两个片段就多少有些乏善可陈。

其次在艺术风格上，影片体现出以寓言化统合日常化的面目。《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后，陈凯歌执导的《白昼流星》引发了两极分化的争议，但无论褒贬，观者基本都认可这一段落是与其他段落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的原因，在于尽管都充分实践着“微观叙事”，但与其他段落的日常化手法相比，《白昼流星》却明显采用了寓言化的方式。王一川曾将中国大陆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归纳为日常现实主义电影、诗情现实主义电影和奇观现实主义电影三种范式^[87]，以这一框架来观照近年来我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颇为适用。主旋律电影所直接继承的是“十七年”电影的革命现实主义路线，但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注重日常生活表现的日常现实主义（例如2017年的《明月几时有》）和注重视觉奇观表达的奇观现实主义（例如2019年的《中国机长》）逐渐开始取而代之。除却《白昼流星》，《我和我的祖国》的其他六个段落基本都依循了日常现实主义的路线：注重表现个体的日常生活，将抽象的历史事件还原为鲜活的生活细节。

《白昼流星》则实践了诗情现实主义的第三条路线。其特异之处，在于继承了陈凯歌电影一贯追求的思辨化与诗意化特点，也体现出以他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与其他代际导演之间较为显著的文化立场差异。这一片段以浪漫抒情与象征思辨相结合的诗情现实主义，建构了一则当代启蒙寓言。创作者选择远离现代化都市的乡村/荒漠作为叙事空间，意在表明主角沃德乐、哈扎布兄弟的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贫瘠。扶贫干部老李则扮演着两兄弟的道德感化者与精神祛魅者。从开头段落中的迷路、老李关于初生羔羊“得自己站起来”的点化到末尾段落中的纵马驰骋，这是两兄弟从精神迷茫到精神独立的过程。前半段的扶贫事业与后半段的航天事业看似脱节的结合却建构了一则当代“神话”：科技是解决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终极信仰，尽管也流露出些许重新赋魅的意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凯歌不单单是《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导演，更以《白昼流星》的核心理念将其他片段统摄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