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产生

对于“主旋律”进行“概念史”的考察，首要问题是追溯概念的起源，考察其在产生之初的外延和内涵。1987年之前，不乏著述将“主旋律”一词转喻为文艺创作之主调、主流，例如金河的《文学的主旋律》、毕胜的《文艺的主旋律》、卫建林的《社会主义文学及其主旋律》、高尔基的《当代文艺的主旋律》、江曾培的《从文学的主旋律说起》^[8]等文章。但“主旋律”从音乐术语引申和生成为官方倡导的文艺创作的重要理念，的确要追溯至1987年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与推进，我国社会意识形态趋向多元驳杂化，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批判成为贯穿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一条主线。1986年，面对日益加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9月份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9]，随后在1986年底作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号召进一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与此同时，电影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面临着市场效益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危机。当时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市场滑坡，各大制片厂纷纷转向所谓的“娱乐片”摄制，导致“不少影片质量不高，格调太低”^[10]。电影创作状况引发高层和社会各界关注，85岁高龄的夏衍还在1985年5月不胜忧虑地致信时任电影局局长石方禹，提醒后者“反映当前这个沸腾时代的题材实在少得可怜”^[11]。而电影业的主题词，也迅速从1985年初全国故事片编导会议的“创作自由”转变为1986年初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端正思想”^[12]。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顺理成章地成为1987年2月20日至3月2日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的中心议题。2月23日，针对1986年历史题材创作中缺乏“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军事斗争题材影片”、现实题材创作中缺乏“社会主义新人及其光辉业绩”的现状，石方禹在会议上提出了“突出重点、坚持多样”的要求：“突出重点坚持多样是执行‘二为’和‘双百’方针的引申和重要内容。多样化指的是题材、体裁、风格、样式、流派的多样化。……但又必须突出重点，即每年生产计划中应当有重点题材。重点是倾向、是主流、是主旋律，没有重点也就没有政策”，并进而把“重点题材”概括为“重大历史题材”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题材”两大类^[13]。石方禹所强调的作为“主旋律”的“重点”，即我国电影生产体制中约定俗成的“重点片”^[14]，只不过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语境中对其进行了突出强调。作为电影行业管理者，石方禹所着眼的是实际的生产计划与题材规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电影业长期按题材来规划影片生产这一独特传统的延续。

石方禹可谓最早将“主旋律”一词引入电影生产中^[15]，不过在“主旋律”概念的生成过程中，更为关键的人物是贺敬之，这一点在后来的研究中多有忽略。早在1984年5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就在出席全国城市雕塑第二次规划会议时用“一”和“多”阐述了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多’是指多样化，‘一’是指要有重点、有主调、有主旋律。我们要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是多种思想倾向不分是非，多种艺术表现不分优劣和主次，一概兼收并蓄的大杂烩。我们要以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更能表现这种内容的主题和题材作为主旋律，以民族风格为主调，以能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为重点。”^[16]1987年3月2日，贺敬之出席故事片厂厂长会议，明确提出了“文艺的主旋律”的说法：“作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应该成为我们文艺的主旋律。我们的主旋律必须反映时代的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给人们以鼓舞和鞭策，而不能贬低、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主调、主旋律过去不能含糊，今后也不能含糊。”^[17]

就在参加故事片厂厂长会议的翌日，贺敬之又出席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举行的表彰《凯旋在子夜》《长江第一漂》剧组大会，并作题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应该表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应该表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应该表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应该鼓舞我们的人民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他们以鼓舞的力量，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18]。颇为值得注意的是，贺敬之在1984年的讲话中是以“革命的思想内容”来阐释“主旋律”的，但在1987年的两次讲话中则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时代精神”。与此同时，思想内容与题材的双重强调也转变为对思想内容的主要强调。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窥见改革开放进程所带来的文艺观念的嬗变，以及意识形态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石方禹的“重点”/“主旋律”与贺敬之的“主旋律”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如果说前者主要着眼于实际生产中的题材规划，那么后者则更多着眼于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与价值取向；前者偏重实践的执行，后者偏重思想的导向。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到底出自何处？对此，赵葆华给出了另一种解答：“关于主旋律的提法很早就有人提了，但这样一句完整的口号的公布则是在1988年初《中国电影周报》的第一期上。那是老滕在总结1987年创作，展望1988年创作而提出的。”^[19]实际上，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主办的《中国电影周报》是1989年初才创刊的，虽然该报曾在1988年出版过特刊与试刊，其中并无此篇文章。赵葆华所指的，恐怕是当时另一份重要电影报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管的《中国电影报》在1988年1月5日刊登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就八七年故事片创作答本报记者问》一文。不过，滕进贤在采访中对1987年电影发展的概括是“强化主旋律、走向多元化”^[20]，这一口号与他在随后召开的1988年全国故事片题材规划会上的提法如出一辙^[21]。而据笔者的钩沉，“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一口号早在1987年故事片厂厂长会议结束后不久便见诸报端。1987年4月5日，《中国电影报》刊登了署名“石明”的《突出主旋律　坚持多样化：1987至1989年故事片展望》一文。该文章在首段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后电影创作生产将努力做到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是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大家的共识。”^[22]

综上可见，后来广为人知的“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口号实际上应该是贺敬之的“文艺的主旋律”与石方禹的“突出重点、坚持多样”两种提法的结合，是对1987年故事片厂厂长会议的一种总结性提炼。这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特殊背景下，面临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重危机的电影业所做出的一次发展方向的应急调整。然而，这一口号的产生缺乏充分的研究与论证，加之贺敬之与石方禹的两种表述原本指向的就是不同的内涵与层次，这也导致了“主旋律”概念在诞生伊始就是一个竞争性、歧义性的概念，并因此在其后经历了反复而混乱的语义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