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焦虑与文化乡愁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与阶级政治的逐渐落幕，少数民族电影原有的文化身份开始逐渐走向“去政治化”。而在轰然拉开的现代化/全球化天幕之下，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而描画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个体的生存状态与身份焦虑，以及现代化/全球化对于传统伦理情感与历史文化的冲击，也成为近年来诸多少数民族艺术电影非常醒目的创作主题，从而使得许多作品都流露出浓郁的文化乡愁意味。乡愁有着不同的维度与层次，可以是对亲友的怀想，可以是对旧日时光、故园风景的眺望，也可以指对远逝的传统与历史的深情眷恋。“文化乡愁”便是第三种乡愁，一种最深层次的乡愁。“所谓‘文化乡愁’，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随现代全球化平整运动而产生的文化传统的失落感和追忆情绪。它是‘现代性’文明和文化的副产品，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类来说，具有‘家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home）的性质。”^[3]

例如，李睿珺执导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便在一次寻根之旅中表达了对日渐逝去的乡村/地方性/历史传统的不懈寻找。裕固族少年阿迪克尔和巴特尔一同寄养在爷爷家中，虽为亲兄弟，但却情感淡漠。暑假来临，爷爷不幸撒手人寰，独守空房的兄弟俩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穿越茫茫草原，寻找回家的路。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自觉地大规模地将镜头对准西部乡土世界，当属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代”电影人。在他们的注视中，黄土地、戈壁滩等乡土世界往往被描述为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封闭落后的传统世界，从而又在西方受众的目光中沦为被观看的东方异域奇观。而在新一代电影人中，李睿珺独树一帜地将目光对准他的故乡河西走廊地区，在《老驴头》（2010）、《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以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作品中反复描画西部乡土的当代遭际。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里，两个少数民族少年穿越草原，却发现原来水草丰茂的故乡已经逐渐成为废墟之地。退化的草原、干枯的河道与龟裂的土地，大量废墟空间的营造使得影片构成了一种“以‘日常性’为原点的‘废墟美学’”^[4]。而两位形影相吊、孤独无依的少年穿越茫茫废墟的大量镜头，构成了一个十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意象。被巨大的废墟空间所包围的孤独个体，象征着现代世界中面临生存困境与身份认同焦虑的人类。正如张慧瑜所言，影片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处理现代人的深层困境，两个小孩成为废墟里的现代人的隐喻”^[5]。颇有意味的是，影片中出现的祖孙三代恰好各自是作为过去、现代与未来三种时空的代言人出现的。影片中有这样一幕：因为草原生态退化严重，爷爷不得不卖掉羊羔。望着载着羊羔慢慢远去的卡车，他唱起了裕固族民歌《西至哈至》：“父亲般的草原啊，母亲般的河流啊，绿色的草原啊正在消失，奔流的河水啊早已干枯。”年迈的爷爷无疑代表着日渐消散的民族记忆与文化传统，而他溘然长逝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指代着草原命运的行将就木。与爷爷不同，父亲在片中的出场则是充满着几分讽刺意味与悲观主义的。影片末尾，当两兄弟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找到父亲后，他已从牧民转身成为被现代性/现代化所俘虏的淘金者。而在旅途中寻找到历史积淀与文化身份的两兄弟，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自己民族的未来，成为创作者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的谜题。

除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之外，《塔洛》《老兽》等也纷纷对现代性进程中个体的身份焦虑展开了不同角度的考察。电影《塔洛》中，独自居住在乡村、以放羊为生的牧民塔洛因为办理身份证而来到县城，偶然结识了洗发女杨措，并被后者成功骗走了全部身家。在这个情节极其简略的影片中，创作者对现代性下的个体身份认同这一议题给予了深刻阐述。影片表面上是一则少数民族故事，本质上则是中国文艺叙事中常见的“乡下人进城”叙事。塔洛作为乡土世界/前现代文明的代言人偶然踏入了城市空间/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便是极度的身份危机。他办理身份证，实际上正是寻找自我身份的一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以种种细节展现了现代化社会强有力的控制术。从洗头、理发、摘帽再到剪掉辫子，塔洛不断任人摆布的过程展现出了现代社会对于身体的控制。而无所不在的充满警惕性的警察，则表征着现代社会秩序森严的社会控制。而塔洛被现代世界所欺骗与放逐的命运，展现出了创作者对于现代性的忧思。正如有论者所言，“作者以全球化普适性的现代人身份叙事作为框架，巧妙延续并加强了他以往作品群中一直执着表达的藏文化身份叙事，最终，作者讲述了另一种‘民族寓言’，即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6]。(www.xing528.com)

与《塔洛》借助主人公塔洛的悲剧命运所表述的前现代与现代的抵牾不同，周子阳的《老兽》则借助主人公老杨的苍凉晚年展现出了个体被高速的现代化进程所裹挟的绝望与无奈。生活在鄂尔多斯的老杨曾经随着这座城市的狂飙突进而暴富，如今又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乏力而陷入穷困潦倒、众叛亲离的境地。他常年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但其子女们因为其在外包养情人而与之反目，并最终以绑架父亲的“弑父”方式与之决裂。如果说老杨与子女们的冲突代表着传统伦理价值观念遭受到现代化进程无情冲击的话，那么老杨与朋友卢布森关于骆驼的叙事段落则体现出了现代化对于传统文化与传统生存方式的席卷。影片中，老杨牵着骆驼行走在灰色的城市空间中，与《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两位少年行走在广袤的戈壁沙漠中构成了颇有意味的互文关系。两个意象都以鲜明的空间隐喻，指向着现代人的巨大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