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性焦虑：日常、底层与现代性的优化

火锅与酒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现出了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浓厚的传统性，与此同时它们作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体现出了影片的另外一重本土意识：强烈的世俗性。本文所谓的“世俗性”，是相对于“超越性”而言的，强调日常性、现实性与实用理性，而非强调对现实的超越。总体来看，好莱坞科幻电影可以说以“超越性”为显著特征，它们往往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超越现实的基础上去畅想未来。而我国以往的科幻电影探索总是难以摆脱现实的束缚，观照现实的冲动常常挤压了自由构想未来的空间。

当然，好莱坞科幻电影虽以“超越性”为显著特质，但并不代表它们就将现实议题束之高阁。许多好莱坞科幻电影所发挥的功能，可以说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未来考古学”的方式，其“多种模拟的未来起到了一种极为不同的作用，即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13]。简而言之，好莱坞科幻电影擅于从遥远的未来回过头来反思现实，而我国的科幻电影则就扎根在现实土壤之中。正如有论者所言，我国的科幻电影创作“在实用主义观念的导向下，倾向于借助科幻形式外壳来反映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特别是反映在社会思想转型期，人们对传统与现代价值观态度的暧昧和焦虑”^[14]。

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世俗性，首先体现在非常显著的日常生活叙事中。为了将外星人坠落地球这一事件表现得更具反差性，影片让外星人深入中国小城，体验了火锅、杂耍、酒、拔罐等各式各样的环节。在耿浩与大飞在街头与江边追逐试图逃跑的外星人的一场戏中，创作者们为我们生动展现出了一个由快递、出租车、鞭炮声、杂货店、露天集市等构成的典型而真实的平民生活场景。让不久前还在从事星际外交的外星人忽然置身这样一个全然陌生化的场景中，更添几分荒诞之感。(www.xing528.com)

具体来说，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日常生活叙事所着力建构的是一个以耿浩为代表的底层平民的生活空间。宁浩的喜剧电影总是善于描画耿浩式的小人物，无论是《疯狂的石头》里的保卫科科长和小偷团伙，还是《疯狂的赛车》里被终身禁赛的自行车手耿浩，他们都作为微不可见的浪花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沉浮，上演各自的悲喜人生。从这个层面来说，《疯狂的外星人》的世俗性还体现在对底层人物的持续关注。影片中，作为继承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的耍猴人，耿浩的社会地位正如鲜有问津的花果山大舞台一样，是时代的边缘者与多余人。面对众人对于其身份与职业的鄙夷，他一次又一次地忍气吞声，直至最后奋起反抗。影片结尾，面对外星人对自己的一再贬斥，他不顾能力悬殊驾车试图与其决一生死，这是底层小人物的尊严之战。不过颇为值得思考的是，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解构一切等级与歧视这一主题思想，《疯狂的外星人》并未将耿浩塑造为纯粹的小人物，也展现了他在身处统治地位时身上所流露出的狂妄狡黠的权力欲望。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人物带给观众的认同感，降低了令人共情和共鸣的程度。

从更深层面上来看，影片对于底层人物的书写折射出的是我国当下现代化进程中如影随形的现代性焦虑。毫无疑问，我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疾如旋踵、翻天覆地的社会进程，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经济能力与生活方式的变更，还有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变化。电影《疯狂的外星人》中，面对准备将花果山大舞台改造为火锅城的马主任，耿浩费劲口舌想要以改造舞台来吸引观众，却被前者无情奚落。在这一段落中，马主任用“你下去”的话语指使耿浩到许愿池里捡拾硬币，并嘲笑他的猴戏挣得还没有许愿池多。而在许愿池旁边，一个硕大的“日进斗金”的钱币样式的雕塑分外显眼。这一个场景浓缩了整部影片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思考：马主任与耿浩一上一下的空间位置折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马主任对于经济效益的追逐与“日进斗金”的雕塑显示出这是一个经济逻辑全面压倒精神追求的时代。猴戏的没落与火锅的兴盛，则表明这是一个浅薄的追求口欲的消费主义时代。正是在这种对比中，《疯狂的外星人》表现出了对当下社会伦理秩序失范、传统文化失落的忧思，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本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