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疯狂的外星人》的本土意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是影片中所蕴含的驳杂多样的传统文化元素与价值理念。对此宁浩就曾表示,“想拍一部只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才能拍出来的电影”[10]。由于拥有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与好莱坞科幻电影相比,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更易于调用各类传统文化符号来为我所用。以我国20世纪80年代科幻电影为例,电影《错位》就在主人公的梦境里构筑了老子的形象,建构了荒原之上象征传统和中国的老子与象征现代和西方的电视机对坐的独特景象;电影《霹雳贝贝》的结尾,影片选择让主人公贝贝在万里长城这一重要的建筑空间与文化符号之上等待外星人降临并助其从超能人变回常人,以此表达创作者解构偶像崇拜的深层意图。而在《疯狂的外星人》中,创作者正是将方言与英文、传统民族音乐与西方演奏方式、民间猴戏与星际外交等加以混搭,从而形成了土洋结合、中西混杂的独特风格。当然,影片中传统性最为显著的体现,在于对于猴戏、孙悟空、火锅、酒这几种文化符号的调用或改写。
首先,影片将民间猴戏与孙悟空这一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及其故事相勾连,在神话挪用中巧妙彰显主旨。在中国文艺创作中,恐怕很少有神话角色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不厌其烦地被不同时代的创作者们所挪用与改写,不断以新的故事与形象来承载不同的创作意图、展现不同时代的国民心理与感觉结构,最终构成了“一则光谱丰富的‘中国故事’”[11]。当然,尽管故事纷繁多变,但孙悟空的“反抗者”形象却几乎稳固不变、深入人心。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同样挪用了孙悟空“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反抗精神,但却将其移植到了一个中国、西方与外星球等多元文化相交织的特殊语境中。影片将主人公耿浩的舞台命名为“花果山大舞台”,大舞台的主背景是一座硕大无朋的五指山,这种空间上的象征意味再明显不过:它指代着耍猴人/高等级与猴子/低等级之间的关系是如来与孙悟空之间的关系。外星人在影片中反复被戏耍,甚至最终沦为泡酒药材,在忍无可忍之下他的精神和猴子的身体在最后共同化身为孙悟空形象,反抗五指山背后等级森严的权力关系。不过,影片改写孙悟空形象的独到之处在于并没有仅仅强调其反抗的一面,而是建构起了反抗者/被反抗者两位一体的形象,以此达到前文论及的解构一切等级、崇高与霸权的目的。
无独有偶,在2019年,还有另外一位同样以“反抗者”形象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被改写,那就是哪吒。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不仅高居该年度内地电影票房榜次席,更以面目一新的哪吒形象引发全民热议。将该作品对于哪吒的改写与《疯狂的外星人》中对于孙悟空形象的挪用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的“反抗者”形象与此前文艺作品中的形塑都大有变异,且不约而同地映射出了当下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人物形象上建构了哪吒/敖丙同根同源、你中有我的镜像结构,并将此前哪吒反抗父亲及其代表的父权社会与既有社会秩序的故事改变为反抗虚无缥缈的、形而上的命运。《疯狂的外星人》虽然借助孙悟空的形象反抗了具体微观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状态,但反抗者最后摇身一变又化为被反抗者,解构代替反抗成为故事的内核。可以说,两部影片中的反抗故事对应的是“冷战”终结后阶级政治日渐式微以及社会反抗失去共同前景的时代大背景,彰显的是后阶级时代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强调的是“对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认同,不仅是自我认同,而且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从而获得平等的对待与尊重”[12]。而这种身份政治的诉求,正是《疯狂的外星人》所力图传递的核心理念。(www.xing528.com)
除了挪用神话之外,《疯狂的外星人》还通过对于火锅、酒等饮食文化及其背后文化精神的书写,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饮食活动往往不只是一种生理需求,而是沉淀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资源。尤其在饮食礼俗繁多复杂的我国,饮食活动往往作为一种仪式在家庭伦理与社会交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以火锅与酒为例,它们在深层次上都展现出国人在为人处世、治国理邦等方面追求调和、中庸、平衡的“和”文化。当然,这种“和”文化是建构在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之上的,尤其体现在社会交往功能凸显但又不乏糟粕的酒桌文化中。影片中有这样颇为怪诞有趣的一幕:恢复超能力的外星人傲慢地端坐火锅桌前,与卑微敬酒的大飞和表演杂耍的耿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三人间的权力关系可谓一目了然。《疯狂的外星人》里对于火锅和酒的呈现,最终是为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同化能力。影片中大飞将外星人泡在酒缸中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象征场景:作为中国代表性传统文化符号的酒将对地球文化一无所知的外星人完全浸染,这种浸染不仅是身体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值得指出的是,影片并未对我国具有高度濡染性的传统文化的好坏与否给出一个简单的立场或判断,而是较为客观地展现出来,供观众自己去体味与反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