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电影创作中新导演与轻电影的大行其道，与中国目前的社会进程、经济发展、文化生态存在着深层次的社会关联。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而当下中国处于全球化进程汹涌澎湃、现代化浪潮摧城掠地、消费主义愈演愈烈的时期，在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理性主义笼罩下，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的同时，也引发了人文关怀与时代精神的缺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当下轻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都市青春爱情片中，可以看到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文化与精神状况。
青春文化在当代中国有着清晰的嬗变轨迹，正如有学者所言，“1980年代末的朦胧诗，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流行摇滚，世纪之交前后的第六代影像，新世纪中以郭敬明为代表的商业文学。在这粗线条的梳理中，我们能够轻易地发现一条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残酷’再到‘青春消费’的道路”[4]。而目前流行的青春电影，便是“青春消费”的一个有力注脚。作为青年文化的一个载体，当下青春片呈现出商业、青春与怀旧的杂交。其中有两种类型是其荦荦大端：一类是现实型青春片，如《等风来》《北京遇上西雅图》《被偷走的那五年》《小时代》等；另一类是怀旧型青春片，如《中国合伙人》等。当然，这里仅仅是从整体风貌来划分的，两种类型实际上并非泾渭分明。
现实型青春片反映出的是消费文化的娱乐性、非思考/平面性的一面。在《小时代》《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影片中，“具有典型‘中产阶级’特征的都市青年电影观众，在消费文化背景下，呈现出‘远离政治’的消费娱乐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决定着中国电影远离政治话语的喧嚣而走上了风花雪月、谈情说爱的‘轻电影’之路”[5]。
而怀旧型青春片则反映出当下中国弥漫的怀旧气息。这种怀旧气息，正是愈演愈烈的全球化与现代性进程的产物。怀旧心理在现代社会的弥漫并非一个突发事件。怀旧的冲动是个体生命本身具有的心理机制与情绪机制，而现代化与全球化则像触发器与催化剂，推动着现代社会同传统文化精神、传统行为规范、传统思维模式等挥手作别，也推动着怀旧情绪大行其道、肆意蔓延。许多学者早已认识到怀旧与现代化/全球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例如，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就在《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当前社会，“全球化是存心怀旧的首要根源。……作为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以及文化的政治（politics of culture），存心怀旧成了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6]。众所周知，全球化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一个不断普遍化的过程，是一个如罗伯森所言“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7]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性与地方性并不单单是前者吞噬后者的关系，全球性不单单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而是在‘普遍化’视野的对比和挤压下激发起回瞥区域或本土的强烈冲动”[8]。流动的现代性与不断普遍化的全球化进程激发出了人们对于地方性事物、对于传统历史文化更为强烈的依恋，也让怀旧成为一种显著的时代症候。可以说，现代化/全球化的渐趋推进，令怀旧不再囿于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是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心理状态与生存方式，怀旧是以防卫机制的面目出现的，同时也是以现代性自反的面目出现的。(www.xing528.com)
当斑驳陆离的视听影像充塞了现代人的耳目，当对即时即刻的满足将时间与历史切割成碎片，当金钱挤干了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意义，怀旧就悄然成为流行的时代病，成为一种普遍的现代性症候。在网络微电影《老男孩》、中国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艺术作品的激发下，这股集体怀旧的浪潮逐渐涌起。2013年，不同年龄段的文艺创作者们纷纷开始回想自己的青春岁月，推动着这种集体怀旧情愫的进一步发酵。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怀旧式的爱只能够存在于距离遥远的关系之中。怀旧的电影形象是双重的曝光，或者两个形象的某种重叠—家园与在外漂泊。过去与现在、梦景与日常生活的双重形象。”[9]怀旧型青春片这种对于青春的追忆与缅怀，是为了重寻那沉淀在记忆里日渐朦胧的岁月，是以一种逃避的方式来对抗情感缺失的现实，更是处在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语境中的创作者对日渐逝去的地方性的一次充溢着怀旧意味的回瞥与忧思。
实际上，无论是现实型青春片还是怀旧式青春片，都在努力建构着一个情感的乌托邦，只不过前者是通过对当下生活进行美好想象的方式，而后者是通过对过去时光进行浪漫追忆。无论如何，在明媚又忧伤的青春中寻找到本真的情感，从而为苍白而残酷的现实生活增添一份暖色，正是当下青春片/轻电影的最终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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