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乡村的两种方式与优化改进

国产乡土喜剧电影近些年来对于荒诞现实主义的热衷，体现出的是当下文艺作品对于乡村与乡民的另类想象。乡村成为荒诞喜剧电影的乐土这一现象，展现的不只是喜剧创作方法的流变，更深层次上透露出的是乡村的地位及文化身份的变化。而在上述影片中，创作者对于乡村的描画整体上呈现出恶托邦与异托邦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将乡村想象为具有超现实色彩的并不美好的恶托邦（dystopia），以《驴得水》《健忘村》《杀生》《斗牛》等影片为代表。所谓恶托邦，即否定的乌托邦（negative utopia），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 通过相当丰富的细节展现了一定的时空定位。作者试图让同代读者相信， 这个世界比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更糟糕”^[9]。上述几部影片基本都设定了具有超现实色彩的封闭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展开对人性、历史、社会制度等诸多层面的反思与批判。

值得指出的是，文艺作品建构的恶托邦往往是披着乌托邦的外衣出现的。电影《驴得水》中，四个立志改变中国农民愚昧状态的知识分子千里迢迢来到乡村支教，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民办小学。然而，随着教育部特派员前来突击检查，人性的诸多复杂面开始慢慢暴露出来，影片“按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话语逻辑，将一群旨在改造农民的‘贪愚弱私’之国民性格的知识分子本身，塑造为‘贪愚弱私’的个人主义者”^[10]。而起初看上去美好和谐的乌托邦也慢慢滑向恶托邦或反乌托邦（anti-utopia）的境地。陈玉勋执导的电影《健忘村》遵循了同样的叙事逻辑。影片的叙事空间设定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村庄，这个村庄在村主任统治时代被称为“裕旺村”，不速之客田贵则依靠可以让人忘掉烦恼的法器改写与操控着村民的记忆，将充满欲望的“裕旺村”变为失去主体性的“健忘村”。《健忘村》表层的乌托邦外衣之下，其实是一则暗黑政治寓言，深入探讨了历史、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年来，国产喜剧电影想象乡村的第二种方式则是将其书写为现实中的他性空间—异托邦，以《Hello！树先生》《光荣的愤怒》《落叶归根》《一个勺子》等影片为代表。福柯所创造的“异托邦”是与“乌托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如果说乌托邦是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空间，那么异托邦则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一种反场所，“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 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 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11]。尽管这一概念的明确意涵至今仍聚讼纷纭，但总体上可以说，异托邦是现实中存在的一种异质空间与他者空间，而现实中的其他空间也得以通过这种异质空间来建构起自我。正如有论者所言，福柯“将异托邦理解为能够出离中心的场所；同时，异托邦相对于日常处所而言，承载着某种强烈的相异性和某种对立或对照的标志”^[12]。(www.xing528.com)

国产喜剧电影对于乡村的异托邦书写，主要体现在将乡村视为现代化社会中的异质空间。它是一个凝结了传统文化与伦理规范、凝结了历史与时间的场所，但却无法与当下的时空形成同质性的一体。电影《Hello！树先生》中，乡村被描画为一个高速的现代化进程所挤压与俯视的另类空间。在现代化所生发的成功主义意识形态的裹挟下，人们纷纷成为非理性的经济动物，疯狂追逐短期的物质效益。以瑞阳矿业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甘冒资源枯竭、矿难频发的风险，肆意吞噬着古老的土地；以村主任与二猪为代表的一众村民，则为了眼前利益而成为前者帮凶。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的主体询唤作用时曾指出，“意识形态提供一份整体的想象性图景，其意义在于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合法的或者成为‘宿命’的位置，并接受关于自己现处位置的合法性叙述”^[13]。而片中主人公树先生的疯癫，正是因为在这种成功主义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想象性图景中，找不到自己的合法位置，无情地被快速发展的社会边缘化，成为权力与资本合谋下的受害者。树先生被放逐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

乡村的异托邦本质，在《落叶归根》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影片中，农民工老赵“千里背尸”寻乡的荒诞行为，可以说是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进程所直接催生出的产物。现代化一方面挤压了乡村的经济与文化位置，加速将农民从赖以生存的乡土中抽离出来，另一方面形成了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农民工是现代社会中流离转徙的边缘人，常因难以找寻到自我的身份认同而产生存在性焦虑。“背尸返乡”的行为，其实是老赵及其所代表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对“乡关何处”的深深叩问。然而影片最后，当老赵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工友的家乡时，却发现家乡已被崛起的三峡大坝所淹没。家园已逝，不过从空间的层面来看，家园仍在，但它已经沦为被现代化进程所湮没的一片废墟。“废墟”这一存在但又另类的异托邦，或许才是当下乡村的真实身份。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乡土喜剧电影走上荒诞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在底层悲喜剧中书写着形形色色的乡村寓言，将乡村想象为虚幻的恶托邦或另类的异托邦。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世纪的乡土喜剧电影改变了以往同类影片娱乐化、平面化、纯喜剧的面目，为乡土喜剧电影注入了深刻的主题意蕴。这一创作路径，可以说是对“第五代”导演以乡土进行文化反思的一种延续，只不过这种反思披上了荒诞喜剧的外衣。乡土喜剧电影的这种创作路径与文化身份的转变，与年轻一代受众及创作者审美旨趣的多元化有关，但从根本上来说与当下乡村在我国社会中加速边缘化、空心化的现实息息相关。乡村，这一曾经国民生存的空间与精神的依托，如今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被抽空了现实内容的文化符号。而无论是恶托邦书写还是异托邦书写，都只能将乡村作为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载体和喻体，却难以从中找寻到鲜活丰富的现实内容，更无力用乡村书写去应对当下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