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书写与悲剧底色的优化措施

21世纪以来的国产乡土喜剧电影善于运用荒诞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反常悖谬事件的叙述中进行寓言式表达。与此同时，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自觉的底层意识，塑造了“牛二”（《斗牛》）、“牛结实”（《杀生》）、“老赵”（《落叶归根》）、“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树”（《Hello！树先生》）、“拉条子”（《一个勺子》）等一大批边缘化、悲剧化的底层小人物形象。

上述人物形象从总体上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高度的符号化。荒诞现实主义电影往往有较为明显的思辨性、象征性倾向，因而影片中的人物也常常被凝结与提炼为具有丰富所指与深层意涵的象征符号。第二个特点则是内在的悲喜式。上述乡土喜剧电影中的主角在形象特征上往往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矛盾性：一方面作为喜剧角色，他们是在智力、社会地位等方面常常低于常人，是被嘲笑、讽刺的对象。这类角色是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所总结的“讽刺”人物：“如果主人公论体力和智力都比我们低劣，使我们感到可以睥睨他们受奴役、遭挫折或行为荒唐可笑的境况，他们便属于‘讽刺’类型的人物。”^[6]另一方面，他们对荒诞命运的抗争以及最后的悲剧性命运又使之蒙上了一层悲剧英雄的崇高色彩。可以说，他们往往呈现为反英雄的英雄、非崇高的崇高。

国产乡土喜剧电影中小人物的符号化与悲喜式两大特征在电影《Hello！树先生》中的“树”这一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不妨展开详细分析。在影片中，作为工业文明表征的煤矿企业大肆攻城略地，将村民们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剥离开来。向来安土重迁的村民在利益驱动下搬进新建的住宅小区，并纷纷分化为出租车司机、修车技师、煤矿工人等从业者，其中树先生便以修车为生。影片展现了树先生是怎样一步步从正常走向疯癫的。影片有意识地将叙事空间设置在工业文明不断膨胀与挤压下的乡村，正是为了表现出新旧文化冲突时期一代农村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变迁。这种变迁，体现为生活方式的转换与传统伦理的失序。而伴随着这种变迁，树先生无奈地面临着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双重失落。这个混杂着怯懦、虚荣、卑下与谵妄的小人物，由此被指认为意识形态断裂期中彷徨失措的矛盾个体，一个被无情边缘化的“失语者”。

影片中，与煤矿主二猪、发小高朋、开出租车的弟弟甚至矿工小庄相比，穿着邋遢、言谈卑微、举止局促的树先生显然是个物质上与地位上的失意者。然而即便是这个失意者，也会佩戴一副新眼镜来附庸风雅，也会选择在小资情调浓郁的咖啡馆与哑女小梅约会，也会说出“当我们相视的一刻，就是这世界最美的瞬间，就算给我个村长我也不干”这样尽管混杂着乡土气却充满诗意的现代话语。他身上的矛盾性，正如片名中“Hello”与“树先生”的对立喻指着新旧生活方式的碰撞与冲突一样，指代了一代农村人在突如其来的城市化面前所表现出的群体症候。(www.xing528.com)

在树先生所生活的村镇/微型社会中，存在着相互交错的复杂权力网络。树先生的悲剧性，正是由于无法被意识形态询唤为自行工作的主体，或在权力主体的规训下成为顺从的身体，从而在精神层面为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排斥与驱逐，成为社会秩序的“离轨者”。而影片中先后出现的三次仪式化的身体规训，成为树先生走向疯癫的触发因素。

第一次身体规训，是严厉的父亲失手勒死犯下“流氓罪”的大哥。这次家庭变故给年少的树先生带来了难解的心理郁结，成为其挥之不去的阴影。结合时代语境去考察，大哥因犯下所谓的“流氓罪”而失去生命，实质上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尚且禁锢的时代语境中，追求自由恋爱的逾矩者被“父权”/秩序的维护者所驯顺与惩罚的真实写照。这场残酷的规训不只是夺去了哥哥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让树先生深深体会到了父亲/权力阶层的可怖，认识到反叛者总是要被强权以惩罚并剥夺意志与行动的能力。不怒而威的父亲，由此成为树先生想要摆脱却如影随形的梦魇，而内心深处的“弑父”/反叛情结，也成为树先生日后诸多行为的心理原发点。第二次身体规训，是高朋婚礼上二猪强迫树先生下跪。在树先生生活的村镇上，依仗身为村主任的姐夫成为矿业管理者的二猪，显然属于典型的权力阶层。当树先生问他征用土地为何不打声招呼时，二猪则以一句：“我这是给你们创造完美的新生活呢！”将自己抬高到施恩者的地位，颐指气使地来审视利益遭受损害的村民。因为树先生的几句反驳，他便不依不饶，坚持要其下跪道歉。第三次身体规训，则是弟弟“三儿”对树先生大打出手，标志着树先生在家庭社会中的权力失落。然而强迫性的、仪式化的意识形态灌输，反而触发了树先生内心深处积郁已久的“弑父”/反叛情结，促使他走向疯癫。在第三次身体规训后，树先生陷入了意识混乱，在幻想中他用双手牢牢地扼住父亲的脖子，喊道：“死了就别跟着我了！”树先生正是以这样一次“弑父”行为，完成了对既有秩序与权力话语的逃离与僭越。而作为“反叛者”的哥哥，终于在这次“弑父”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树先生的幻想之中，召唤着树先生向痛苦而无奈的现实世界做诀别。

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吉尔·德鲁兹（Gilles Deleuze）将精神分裂视为逃离历史、逃离符码之网、逃离控制欲异化的唯一出路。毫无疑问，树先生的疯癫正是对社会权力网络的僭越，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逃离，是返归土地这块精神母体的自由行为。“在文艺作品里，‘疯癫’意象是书写创伤屡试不爽的方式。精神分裂症患者是福柯意义上的被社会秩序所排斥的异己，也常常以疾病隐喻的方式指向着社会肌体的积弊丛生。”^[7]而有趣的是，返归土地的树先生，成为所谓的“半仙”，神奇地拥有了预言的能力。尽管他的预言是基于对工业发展结果的感知，但他疯癫后的所作所为，却在谵妄的言行中显示出更真实的感受与认识，正暗合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疯癫有时往往“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