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有着绵延深厚的乡土想象传统。在百余年影像链条中，“农村是一个永远的景观， 农民是一个写不尽的形象。……如果对中国电影史作一个纵向考察，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真正标示社会文化转型特征的几乎都是农村题材作品”[1]。不过，以乡村为主要叙事空间的乡土喜剧电影似乎由于喜剧外衣之下缺乏深层的文化意涵，而在电影史研究中长期处在较为受冷落的位置。回望新中国乡土喜剧电影史，“十七年”时期，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五朵金花》（1959）、《李双双》（1962）等为代表的影片实践与建构着新中国的歌颂喜剧范式；进入“新时期”后，以《月亮湾的笑声》（1981）以及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喜盈门》（1981）、《咱们的牛百岁》（1983）、《咱们的退伍兵》（1985）为代表的影片持续以歌颂喜剧范式论证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彼时“第五代”导演以乡土进行文化与历史反思形成了鲜明的区隔；而在大众文化与城市文化初兴的20世纪90年代，尽管尚有《秋菊打官司》（1992）这类荒诞喜剧色彩的乡土影像出现，但城市喜剧的全面统治已是自不待言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电影创作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荒诞喜剧创作潮流，其中尤以乡土题材为荦荦大端，代表作品有《光荣的愤怒》（2007）、《落叶归根》（2007）、《斗牛》（2009）、《Hello！树先生》（2011）、《杀生》（2012）、《一个勺子》（2015）、《追凶者也》（2016）、《驴得水》（2016）、《我不是潘金莲》（2016）、《健忘村》（2017），等等。上述影片不约而同地以荒诞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想象与书写乡村，形成了与以往乡土喜剧电影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与文化身份。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上述影片在艺术手法、人物塑造等方面与以往乡土喜剧电影相比有何特异之处？为何乡村在21世纪频频成为荒诞喜剧之乐土？这些电影作为一种症候性文本的接连出现，又表述着怎样的历史认知或现实思考？(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