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女性：现代化焦虑与非典型新人的优化建议

与《女篮5号》中的林小洁相比，电影《沙鸥》中“沙鸥”这一女性形象的设置颇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父亲缺失，同样遭遇身体创伤。十分有趣的是，在相对应的男性人物形象上，《沙鸥》并没有塑造一个类似田振华一样的“代父”角色，而是设置了“沈大威”这一不幸罹难的恋人角色。这种性别叙事上的差异是颇有意味的：如果说《女篮5号》强调的是无父女性如何在精神之父的帮助下转变为共和国新女性的话，那么《沙鸥》强调的则是创伤女性如何在没有男性引导的情况下走出人生困境并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

影片中，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沙鸥的大好青春年华被十年浩劫所剥夺与耽搁。作为女排运动员的她急切地想要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从她的“我要的是金牌，不是银牌”“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人没有目标，就没有生活”等言论可以看出，她有着明晰的个人奋斗目标。但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她遭遇了多重打击：先是身体的伤病与比赛的失败让她心生退意并决定成为家庭妇女，紧接着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正如戴锦华所言，这部影片“将第四代的共同主题：关于历史的剥夺、关于丧失、关于‘一切都离我而去’，译写为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我爱荣誉甚于生命’的女人。而在这部影片中，女主人公沙鸥甚至没有得到机会来实现对主流文化中关于女性的二项对立、或曰二难处境—事业/家庭、‘女强人’/贤内助的选择、或背负这一女性的困境。历史和灾难永远地夺去了一切”。^[16]

影片中的高潮段落也是最富有象征意味的段落，是沙鸥在爱人离世后漫无目的地漫步在圆明园。同时，影片以旁白的方式反复强调着一句台词：“能烧的都烧了，只剩下大石头了。”如同有论者所言，“作为一个基本政治符号，圆明园的意义又超出了任何特殊历史时段的限制，而是在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上被不断唤起”^[17]。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伤痕文学”“伤痕美术”等为代表的艺术创作中，圆明园这一充满历史意味的废墟空间频频出现在各种作品中。这一空间承载的沉重而深刻的历史记忆，契合了经历浩劫之后人们的情感状态与生存体验。而当沙鸥置身在一片狼藉、断壁残垣的废墟中时，其象征意义不可谓不明显：一个狂热的男性主导的集体主义时代已经崩塌。那么废墟之上，如何重生？

新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着一种现代化焦虑的情绪。在将十年浩劫指认为“封建主义”“封建遗毒”的基础上，新时期成为“一个告别50—70年代的‘前现代’与‘革命’的‘现代化’时期”。^[18]人们在各个领域急切地寻找着现代化的标准，想要在废墟之上重建新的现代化中国。例如，《沙鸥》导演张暖忻与编剧李陀在1979年合写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便是艺术领域追求现代化的显著体现，而《沙鸥》本片也可视为这篇宣言的一次生动实践。与此同时，《沙鸥》尝试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成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www.xing528.com)

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明确提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方案：“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19]不过，这一指示在当时耽溺于书写历史创伤的艺术场中并未引起广泛重视。与此同时，面对彼时年轻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迷惘、虚无的精神状况，《中国青年》杂志在1980年5月以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全民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便是喧嚣一时的“潘晓讨论”^[20]。

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才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沙鸥”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及其引发的争议。在导演阐述中，张暖忻明确指出要塑造一位经历重重挫折但不放弃人生崇高信念与奋斗精神的人物。面对当时火热的“潘晓讨论”，她表示“要用这部影片来参加这场讨论，对人生的意义问题，做出我们的回答”^[21]。不过，沙鸥这一人物在被视为“一代新人的形象”^[22]而饱受赞扬的同时也引发了激烈争议。就连编剧李陀本人也明确察觉到，“人们对影片主题的认识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23]。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沙鸥这一人物所坚持的理想主义到底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例如，有人就认为“沙鸥精神”跟当时的“女排精神”是迥异的，前者过于看重个人的荣誉，后者则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以青春的血肉之躯， 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去争取世界性的最高荣誉”^[24]。有人认为沙鸥之所以不是一个好的典型人物的原因，在于影片“并未呈现出主人公从为个人拼搏到为祖国争光的飞跃”^[25]。有人甚至举出影片中沙鸥丢掉银牌的场景，认为她“无权把象征祖国和民族荣誉的银牌抛进大海之中”^[26]。

上述对于沙鸥这一人物的质疑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影片的确更着重表现个人激情与自我奋斗。与《女篮5号》所展现的个体融入集体不同，《沙鸥》体现出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某种疏离。例如，尽管沙鸥为了代表国家参赛宁愿冒瘫痪之险，但这一行为更多出于对自我荣誉的渴望。这种若有似无的疏离，来自创作者有意在主题表达上的模糊处理。追根究底，这是创作者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代所采取的一种迂回或含混的美学策略：一方面试图以高扬个人主义的方式与疮痍满目的集体主义时代挥手作别，另一方面又要以书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方式汇入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洪流中。由此，影片也呈现出一种昂扬与感伤并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混杂的面目，沙鸥也最终被建构为一位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沙鸥》上映后不久，中国女排在日本第一次夺得世界杯桂冠，影片以这种预言的方式与现实形成了有趣的互文。而“沙鸥精神”与“女排精神”之间的貌合神离，根本上可以说是彼时游移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的生动体现，这是转折年代无法逃避的断裂与冲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