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小事：小家、大国、个体和集体的呼应

与之相关的非典型之二在于，影片尽管展现了革命与崇高，但更想书写的是人性与小我，是宏大历史幕布下的个体悲欢。不同于许多谍战剧中的革命假夫妻模式，《悬崖之上》的有趣之处在于让真正的夫妻和情侣搭档上阵，并为了避免相互背叛而交叉分组。他们提防了人性之恶，却没有想到导致他们屡陷困局的是人性的美好：张宪臣因为关心流浪子女心切而被捕，楚良因为挂念女友小兰的安危而鲁莽地暴露目标。与过往那些舍家为国的理性而决绝的英雄形象相比，情感与人性是他们最大的软肋。

或许有人会质疑《悬崖之上》的结局太过仓促，拯救王子阳的“乌特拉”计划尽管最后成功了但也只是被一笔带过。这是因为“乌特拉”计划本身就不重要，它只是一个为影片提供故事动机的“麦高芬”。它除此之外的功能，可能就是用俄语来象征“黎明”，尽管这一符号用法粗暴又俗套。在表面的“乌特拉”计划之下，更为重要且贯穿影片的实际上是寻找与拯救孩子这一副线：行动之初，张宪臣与妻子王郁约定活下来的去找孩子；影片中段，张宪臣在选择牺牲自己前向周乙托孤；故事末尾，失散的子女得以重归家庭。

影片最后，大雪初霁的郊外，周乙看着等待许久的王郁，说了一句“妈妈”，流浪姐弟随即投入母亲怀中。这一仪式化场景是个再明显不过的家国同构的隐喻：正是父辈/革命者的牺牲，让无家可归的孤儿重回母亲/祖国的怀抱。看上去，这是一个弥合了小家与大国、个体与集体、人性与革命的场面。但此间的微妙之处在于，影片在上述三个对立项中想要强调的恰恰是前者。革命计划固然要完成，小家与小我的悲欢或许才更珍贵。而张宪臣的慷慨赴死更像是一种救赎，以此弥补抛子弃女的过失与父子街头相见却不相认的遗憾。也正因此，影片才在对“乌特拉”计划结局的交代、王子阳的选角等事宜上敷衍了事，但却把最深情的镜头留给了一个家庭残缺的团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是，在托孤段落中，张宪臣以“还真有件小事儿”为名请求周乙帮助寻找自己的儿女。影片所要极力凸显的，恰恰是以往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常常被视作“小事”而加以遮蔽的个体情感。(www.xing528.com)

另外一个值得品味的段落是：当结尾小兰追问张宪臣与楚良牺牲时有无遭受敌人折磨时，周乙以“没有”这一谎言抚慰了她，并将她那颗致命毒药留给了自己。在许多革命故事中，未成熟的革命者总是要在血与泪中淬炼，在某位兄长或父亲般的革命导师的引导下彻底成长，《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与洪常青这对人物便是个中代表。但在《悬崖之上》中，兄长周乙没有以敌人的残暴来论证革命的必要，反而给了稚气未脱的小兰一个能够心安的回答。影片里没有痛苦的英雄成长，有的是赞颂先辈但又渴望告别革命的姿态，正如周乙与小兰二人最终定格为一幅历史陈迹般的老照片所展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