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书写与多余人形象的优化改进

电影《引爆者》讲述了煤矿爆破工人赵旭东在一次阴谋制造的矿难中侥幸逃生，却反复被卷入煤矿老板们的斗争旋涡中心，最终无奈之下奋起反抗的故事。作为一名子承父业的爆破工人，主人公赵旭东曾经因私造炸药而锒铛入狱。煤矿工人/获释罪犯的双重身份清晰地指认了这一人物的社会底层地位：他是苟活于黑暗地下的劳动者，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边缘人。与通常的警匪片/犯罪片所设定的正邪二元对立的人物阵营不同，电影《引爆者》设置了三重势力之间的角逐：代表劳工阶层的赵旭东、代表资本阶层的程飞与李毅以及代表国家机器的徐警官。在其中，赵旭东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多余人”。

电影《引爆者》展现的便是“多余人”赵旭东不甘命运被他人主宰而奋起反抗的过程。作为毫无远大理想的小人物，赵旭东有着鲜明的性格弱点。无论是老板“毅哥”以金钱利诱令其对矿难三缄其口，还是程飞以其女友性命要挟其远走高飞，都描画出他胆小怯懦、委曲求全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单骑涉险只为揭示矿难真相，又表现出其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一面。因而当李毅与程飞所代表的资本阶层一步步生死相逼，他最终揭竿而起，发出了“我的命，我说了算”的呐喊。影片中有这样富有诗意的一幕：在决战的前夜，赵旭东手持一杆枪、一壶酒，独坐于大雪纷飞的旷野之中，夜幕下烟火盛放。这一幕富有象征意味地揭示出：这是一个风雪山神庙、被逼上梁山的林冲式故事。

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与“世界工厂”的日益浮现，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不同于以往工人阶级的“新工人”群体，赵旭东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2]这一群体缺乏稳定的社会保障与平等的社会地位，普遍面临着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如同汪晖所言：“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23]而电影《引爆者》所呈现的“多余人”赵旭东的命运遭际，正展现出中国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新工人”群体日益加剧的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ies）。(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引爆者》选择“煤老板”作为反面人物，又暴露出创作者鲜明的创作意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粗放式高速发展的煤炭产业催生出了“煤老板”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作为市场经济大潮下的代表性受益者，其媒介形象常常被固化为挥金如土、目不识丁、为富不仁等负面形象。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一书中这样揭示现代性的本质：“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24]电影《引爆者》中，无论是冷酷暴戾的李毅还是文质彬彬的程飞，都是僭越传统价值规则与伦理规范的资本阶层。颇有意味的是，影片以重复蒙太奇的方式反复强化着“佛像”的意象。无论是煤矿厂区中矗立的硕大无朋的佛头，还是赵旭东被放逐路途中经过的佛像石窟，都以一种隐喻与反讽的方式指向着资本洪流对于伦理与信仰的践踏。而影片的底层书写，最终正力图揭示资本裹挟下伦理秩序的失衡与困顿。

无独有偶，赵旭东的饰演者段奕宏在电影《暴雪将至》中同样扮演了一位行走在社会边缘的“多余人”余国伟。在《暴雪将至》的第一个镜头中，获释后的余国伟面对执法人员这样两次解释自己的姓氏：“余是余下的余”“余是多余的余”。“神探”余国伟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中的一名保卫科科长，渴望进入公安系统所代表的体制内，却在时代洪流的席卷下走向理想的失落与命运的放逐。余国伟与赵旭东两位“多余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同时出现，形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呼应：如果说前者所表征的是集体主义时代曾具有政治主体性的工人阶级的衰落，而后者所呈现的则是新的历史语境下浮现的“新工人”群体所普遍具有的社会身份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