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叙事中的大国想象

电影《湄公河行动》由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在此之前，他曾先后执导过《野兽刑警》（1998）、《江湖告急》（2000）、《证人》（2008）、《线人》（2010）、《逆战》（2012）、《魔警》（2014）等一系列的警匪电影。作为在香港电影工业环境中浸润多年的资深导演，林超贤极为熟稔类型电影的创作流程与机制。与电影《烈日灼心》力图以“向内转”的创作路向蠡测人性的深度、展现人性的复杂不同，电影《湄公河行动》则采取了一种可谓“向外转”的创作路向。这种“向外转”，一方面指代着影片在制作上寻求标准的工业化流程与类型片品质；另一方面指代着影片采取的一种极具国族文化认同感的跨国叙事。如果说《烈日灼心》是内地学院派导演在主旋律表达中注重进行艺术探索的话，那么《湄公河行动》则是香港商业片导演致力于将标准商业类型片与主流价值观进行缝合。

一方面，电影《湄公河行动》的主旋律创作经验在于其高标准的类型化创作。平心而论，《湄公河行动》并非一部在艺术性或思想性等方面独树一帜或振聋发聩的作品。如同影片主创所言，这部影片所探讨的主题便是“正义”这一带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影片取材于2011年真实发生的“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改编自发生在金三角边境地区的真实犯罪事件，原本便为观众带来一种揭秘历史事件的神秘感。而影片又以标准的类型电影创作，大大强化了原有新闻事件的传奇性、戏剧性。整部影片大致由拯救人质、商厦缉凶、丛林激战三次行动构成。每一次行动的动作场面都别出心裁、惊心动魄，与此同时三次行动层层递进，共同将影片推至高潮。显然，影片无意于像《烈日灼心》一般进行深入的人性探索，而是力图在扣人心弦的叙事与震撼耳目的视听效果中完成主导意识形态的表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行动小组队长高刚（张涵予饰）、卧底情报员方新武（彭于晏饰）等主要人物形象也被塑造得血肉丰满、极具辨识度。尤其是方新武这一人物，既有忍辱负重的一面，也有快意恩仇的一面，显示出人性的多样与复杂。即便是行动小组的其他成员，例如二郎、哪吒等也是个性鲜明，令人印象深刻。虽然反派人物糯卡过于癫狂的表现有脸谱化的倾向，但可以说影片的诸多人物形象塑造逃离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中千人一面的模式化藩篱。(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电影《湄公河行动》的主旋律创作经验更在于较好地实现了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进而促成了主流价值观的宣导。王一川曾在静态层面将当前中国文化分为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四类。在他看来，主导文化主要是指“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效果的文化形态……是指现时段居于指挥或核心地位的文化层面。就当前中国的情况来说，主要指代表国家意志而行使指挥职能的文化层面或元素”^[19]。就我国文化发展现状而言，主流文化作为一种动态性的文化形态，在某一时段占据主潮或统治地位，它常常是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的一种文化互渗的产物。以往主旋律电影常常面临的一大困境便是只注重主导文化的输出，而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呈现。电影《湄公河行动》将主导意识形态表述巧妙无痕地融入紧张刺激的类型叙事之中，由此受到不同年龄段受众的普遍肯定。如同有论者所言，影片巧妙地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题做出了“符合现代国家理念和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阐释”^[20]。在影片中，跨境缉凶的行动动机源自国家对于公民生命尊严与生命安全的重视。在这里，爱国主义不再仅仅是个体爱国家，同时也体现为国家爱个体；爱国主义不再是单向度地说教式的灌输，而是演变为与普通个体的身份认同所息息相关的信仰与理念。由此，影片所阐发的主导价值观，才能与普通大众的价值观达成共识，最终成为一种被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可以共享的主流价值观，并进而促成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国族认同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