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文艺创作以绵延不断的乡村想象，呼应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变迁。尽管乡土文化的日益衰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近年来的各类文艺实践仍然建构起了纷繁驳杂的乡村景观。从《中国在梁庄》（2010）到《回乡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2014）、《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2015）、《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2016）、《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2017），非虚构写作中的“返乡书写”风行一时，在“乡关何处”的感喟中抒发着种种乡愁或乡怨。网络短视频的江湖中，李子柒式的田园乌托邦与各类土味刻奇的乡野生活构成了魔幻而分裂的雅努斯面孔。与此同时，《十八洞村》（2017）、《我和我的家乡》（2020）、《山海情》（2021）等影视作品则以乡村振兴的基调为时代鼓与呼。其中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杀生》（2012）、《心迷宫》（2015）、《喊·山》（2016）、《追凶者也》（2016）、《暴裂无声》（2018）、《平原上的夏洛克》（2019）等乡土悬疑电影在近几年接连出现，构成了一幅与上述乡村书写迥异又相关的文化景观。
悬疑电影的核心在于各类悬念（suspense）的集中营造。但严格来讲，悬疑电影称不上一种特定的类型片，而是常常与犯罪片、惊险片、推理片等类型相勾连。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曾指出，“不确定性是悬念的必要条件，……悬念不是对结果的回应；它从属于导向某个不确定结果的某一时刻”[1]。因此可以说，悬疑电影的本质便在于展现种种不确定性，例如编织叙事的迷宫、发掘人性的隐秘或探询社会的未卜。在我国百余年电影创作中，悬疑电影本就处在边缘化位置，乡土悬疑电影创作就更显冷清。追溯起来，李少红执导的《血色清晨》（1990）可视为滥觞，随后便陷入长期的沉寂，直至近几年才重焕生机。与城市悬疑电影多停留在故事编织或人性呈现的层面不同，由于“乡村”早已凝结为含义复杂的文化符号，乡土悬疑电影往往具有更为深层的现实或历史指涉意味。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为何乡土悬疑电影会在近几年接连涌现？从《血色清晨》至今，乡土悬疑电影的乡村想象经过了怎样的嬗变？这种乡村想象又呼应着怎样的社会现实？(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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